Skip to main content

从死亡边缘归来的女子:安妮塔·穆尔贾尼与死后生命的证据

Saturday, October 03, 2026
By

觉醒于实相(Awakening to Reality)· 濒死体验与佛法洞见

从死亡边缘归来的女子:安妮塔·穆尔贾尼与死后生命的证据

病床之外的觉知、远在千里之外的兄长,以及尚非修行终点的光明

一名女子因癌症病重,躺在香港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家人担心她活不过当晚。她双眼紧闭,医生正竭力救治这个濒临崩溃的身体。

然而,按照她后来讲述的经历,她的世界反而变得异常清明。她觉知到床边的人、走廊远处的一段谈话,以及正从印度赶来探望她的兄长。她感受到十年前已去世的父亲就在身边,并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生命力、更广阔,也更深切地被爱着。

这便是安妮塔·穆尔贾尼故事的核心。在仓促争论死亡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之前,我们值得先仔细聆听她经历的种种细节。

我认为,死亡并非意识的终结。本文尤其写给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以及尚未相信肉体死亡后仍有生命延续的读者。要检视这些记述,并不需要先接受佛教教义。我们可以从所叙述的事件出发,询问哪些细节获得核实,并思考既有解释是否真正涵盖这些细节。以下将呈现支持死后生命的论据,也清楚交代证据本身及其限度。

病床上的身体,与似乎延伸到身体之外的觉知

2006年2月2日,穆尔贾尼在多年病痛后入院。她在《Dying to Be Me》(繁体中文版书名《死过一次才学会爱》;本文页码均依据2012年英文版)中描述了身体严重衰弱、呼吸困难、极度虚弱,以及医护人员紧急抢救的情况。丈夫丹尼和母亲只能守候、盼望。 [1, pp. 59–63]

但她对同一现场的亲身体验却截然不同。她说,虽然双眼紧闭,自己仍知道谁走进病房、医护人员在做什么,以及家人的感受。她叙述了病床上方的监测器、医护人员尝试建立静脉通道、鼻饲管以及拉起的床帘;还记得一名男护士找不到静脉,语气仿佛几乎要放弃。

她形容这种觉知比平常的感知更加清晰锐利,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眼睛所朝的方向。她在叙述其他片段时称之为「360度感知」:对周围环境直接而即时的觉知,不受身体必须从某个特定位置向外观看的限制。 [1, pp. 61–67]

她也不觉得病床上的身体就是自己的全部;相对于正在经历的广阔境界,这个身体显得过于渺小。疼痛和肉身的束缚已经消失,觉知却依然鲜明。她想安慰家人,告诉他们自己安然无恙,但他们听不见。

其中最惊人的对比,是旁人眼中的无助与她在体验中感到的自由。对他们来说,她正在离去;对她自己而言,她仿佛正苏醒进入一种远为广阔的生命。

走廊远处的谈话

其中一个尤其引人注意的情节,是丹尼与一名医生在距离她病床约四十英尺(约十二米)、加护病房外的走廊上谈话。她记得,医生向丹尼说明癌症扩散的严重程度,并告知她恐怕撑不过当晚。她不仅描述谈话内容,也描述丈夫的悲痛。 [1, pp. 63–64]

后来恢复意识时,她说自己认出了Chan医生,并指出他就是当晚处理她呼吸困难的医生。按照回忆录,医生十分惊讶,因为她当时处于昏迷、双眼紧闭的状态。医生离开后,她问丹尼有关那个悲观预后的谈话;丹尼听到她竟然知道走廊上发生的对话,惊愕不已。 [1, p. 80]

她还述及自己认出了那位难以找到静脉的护士。根据书中所述,她的兄长后来就护士当时说的话质问他;护士惊讶她竟听见那句话,并为此道歉。接下来几天,她说自己陆续描述了病床附近、走廊以及等候区域发生的医疗操作和谈话。 [1, p. 81]

这些细节,使这份记述不止于「感到宁静」或「见到一道光」等笼统陈述。它们涉及一个人们共同生活的世界中发生的具体事件,原则上可以由其他在场者证实或否认。

回忆录记载了穆尔贾尼对这些确认过程的叙述;此外,还出现了另外一项向证人查证的记录:研究人员珍妮丝·迈纳·霍尔登(Janice Miner Holden)曾与丹尼联系。据英国心灵研究学会《Psi Encyclopedia》的一篇个案综述,丹尼确认了走廊谈话的事件,也确认了穆尔贾尼知晓兄长前往香港的情况。这比未经旁证的回忆录轶事更有分量;不过,目前公开的概述没有提供谈话的同期录音,也不是盲法实验。床边的一些细节或许可以用正常听觉解释,但走廊远处的谈话,仍然对信息从何而来及发生时间提出了更难回答的问题。 [15]

远在千里之外的阿努普

然后是她的兄长阿努普(Anoop)。穆尔贾尼说,当自己的觉知似乎不再受医院空间局限时,她觉知到远方的阿努普正在飞机上,急切赶往香港。她感受到他的焦虑,想要安慰他。一想到他可能在抵达时发现自己已经去世,她便深受触动。 [1, p. 64]

回忆录还提到另一个非同寻常的细节。阿努普当时住在印度浦那。据她叙述的家人经历,阿努普在任何人告诉他妹妹已昏迷且可能濒死之前,就已经预感事有不妥,并安排启程。由于浦那的航班客满,他订了从孟买起飞的机票,先开车约四小时赶到孟买。当丹尼打电话到阿努普家中催促他来香港时,他的妻子莫娜(Mona)告诉丹尼,他早已动身。 [1, p. 77]

信奉佛教的莫娜随后组织其他人为安妮塔诵经祈愿,盼她康复。与此同时,香港的母亲也为女儿祈祷。这本书将围绕同一危机的多个地点串连起来:香港医院、印度的家、前往孟买的车程,以及空中的航班。

当穆尔贾尼苏醒时,阿努普已经在场。她记得看见兄长身后的行李箱。她声称自己在失去普通意识时曾感知的事,如今就在病床旁有了具体的对应。 [1, pp. 79–80]

这份记述未提供一项受控实验,排除她事先以普通途径预料兄长行程的所有可能。不过,后来的个案综述也报告,丹尼曾向珍妮丝·迈纳·霍尔登确认这一部分。因此,她所声称的飞行觉知与兄长抵达两者之间的对应尤其值得研究;同时,证言的时间与核实范围仍须准确掌握。 [15]

已经去世的父亲与友人

她经历的不仅是与生者的接触。穆尔贾尼描述自己认出了十年前去世的父亲,以及约三年前因癌症离世的密友索妮(Soni)。她并不只是说自己看见熟悉的肉身外貌;认识与交流似乎是直接的,透过感受与理解传达,而不需要一句句说话。 [1, pp. 66–67]

与父亲相遇对她具有特殊的感情意义。父亲在世时,一些文化期待曾使他们的关系紧张;在那次体验中,这些隔阂不再存在,她感受到的只有无条件的爱。她领会到,父亲去世后这些年始终与家人保持连系。 [1, pp. 73–74]

与索妮的交会更是亲密无间,以致穆尔贾尼形容两人的本质仿佛融为一体。她觉得索妮可以与亲爱的人同在,而不受限于单一地点。这使她相信,死亡并未摧毁彼此的关系;分隔在某种程度上来自日常感知的限制。

她也描述了一个仿佛与阿努普有关的前世场景。那个生命中,她是年纪较长、保护弟弟的姐姐;父母在田间劳作,她在乡间家中照料他。虽然那景象看来发生在过去,她却觉得它是当下鲜活的存在,而不是遥远的回忆。 [1, p. 67]

这些属于主观相遇,而非对陌生亡者身份已经获得独立核证的案例。但它们说明了为何她如此深信肉体死亡并非彻底消灭。在她的经验里,死去的人既非全然缺席,也非只剩记忆,而是以鲜活的临在被直接遇见。

界线与回归

穆尔贾尼说,自己抵达了一道界线,并明白一旦跨越,就再也无法回来。她不愿回到遭病痛严重损毁的身体。后来她说自己知道,若选择回来,便不会继续原来的折磨:她将康复。 [1, pp. 74–76]

她还经历了深刻改变的时间感。过去、现在和可能的未来似乎同时可及;她将人际关系理解为相互连结的整体。与此同时,她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不依赖身体、种族、文化或宗教这些熟悉标签,而且远比这些标签所定义的个人身份广大。 [1, pp. 67–70]

2月3日下午,她开始苏醒。家人如释重负,而她带回来的是那次体验所赋予的确信。此后,这位归来的女子将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医院之外的人们。 [1, pp. 79–80]

「我就在这里」:无边觉知与存在的认知

那些非凡的感知能力,只是穆尔贾尼记述的一部分。其核心,是她对自己究竟是什么的一项切身发现。熟悉的个人身份——病中的女子、妻子、女儿、受特定文化塑造的人——似乎已无法容纳她的存在。但这种身份的松脱,并没有令她失去知觉或归于消失;相反,她描述了一种更直接、更强烈的存在感。

在书的第69页,她用异常直接的话表达这项发现:

「我在这里,没有身体、种族、文化、宗教或信仰……然而我依然存在!那么我是什么?我是谁?」

她写道,留下来的并不是原来那个人被削减后剩余的一点点;相反,它更加广大、强烈而丰盈。她觉得自己的本质是永恒的,无始无终。接下来一页,她又形容自己「成为自己觉知中晶莹剔透的光」。这些都是她对当时存在如何显现的描述。 [1, pp. 69–70]

因此,我以觉醒于实相(AtR)所谓的「我在」(I AMness)来理解她体验中的重要层面:那是对存在本身、对光明临在的直接而非概念性的确信。它并不只是相信自己有一个灵魂。根据她的叙述,当所有原本用来定义自己的属性不复存在时,她仍直接认识到存在的即时性。这里用「我在」作解释,是我在修行与观照脉络下的诠释,而非她在书中自行采用的术语。

伴随这项认知的,还有如海洋般无边的扩展。在第64页,她描述自己充满所有空间,直至一切隔阂似乎消失:「我包容了——不,是成为了——一切人与一切事物。」她亲密地感受到丈夫的恐惧,仿佛自己成为了他;稍后与亡友索妮相遇时,也仿佛彼此本质交融。平常那个从身体内部观看外界的中心,似乎不再局限于皮肤之内。 [1, pp. 64–67]

「海洋般」(oceanic)正好形容此处的体验:觉知广大、含容一切,与其中显现的事物不可分割。她叙述了一种连结感,范围超越人类,遍及动物、植物、山岳、海洋、无生命之物,以及整个宇宙。一切都仿佛充满意识,同属一个无穷的整体。她感受到无条件的爱,无须成就、顺从或证明自身的价值。 [1, pp. 65–70]

她谈及上帝时,也由一个独立的存在者转向存在本身的状态:

「上帝不是一个存在者,而是一种存在的状态……而我现在就是那种存在状态!」

她描述这是一种从体验中生起的认知,而非外在声音告诉她的答案。她还特别指出,这场转变与其说是旅行到别处,不如说是从狭隘的经验方式中醒来。 [1, pp. 65, 68]

在下一章,她举了个比喻:想象自己拿着手电筒,在巨大漆黑的仓库中探索。狭窄的光束一次只能照亮一小部分;当所有灯突然亮起,仓库中万物及其相互关系便同时一目了然。这是她用来说明觉知转变的比喻,不是说她真的去过那个仓库。回到日常感知后,她仍然确信那个更广阔的领域存在。 [1, pp. 71–73]

因此,有两个紧密相关的层面值得重视:超越熟悉个人身份的存在确信,以及万物同属不可分割整体的广大感受。两者都可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然而,光明的临在是否已被洞见为无自性,则是另一个问题,下文会再讨论。

更多穆尔贾尼的原话:永恒、苏醒与无限整体

若将她对存在的认知与超越肉身界线的描述一同阅读,其意义就更加清楚。在第69页,她问自己:没有身体、种族、文化和信仰,她究竟是谁?紧接着,她强调熟悉身份的消失绝不意味着自己的存在减少。她写道:

「我丝毫不觉得自己有所减损,或变得更渺小。」

她接着不只描述更广大的觉知,也描述一种超越时间的存在感:

「我感到自己是永恒的,仿佛一直存在,而且将永远存在,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

这些话的重要之处,在于对存在本身的认知。她并非仅仅看见一个奇异而明亮的物体、想象一片无边空间,或在思考不朽的概念。根据她的记述,当熟悉的个人属性消失时,存在依旧毋庸置疑地现前,并且显得远超平常的个人身份。 [1, p. 69]

她也清楚说明,这并不觉得是一个与世界分离的观察者旅行到了遥远地点。在第65页,她写道:

「感觉并不像我真的去了另一个地方,更像是我醒过来了。」

她描述自己扩展到整家医院,超越貌似存在的时空界线,包容这个世界,以及她所感知的另一个领域。对丈夫痛苦和兄长旅程的觉知,同样发生在这个扩展之中。她所描述的海洋般临在并非一片没有显现的巨大虚空;其中包含人、他们的感受、周围世界,以及整个宇宙都归属于不可分割意识整体的感觉。 [1, pp. 64–66]

在第70页,她进一步把这种相互连结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外,包括生物、植物、山岳、大海、无生命的物件,以及整个宇宙。她用一句简短的话概括:

「万物皆属于一个无限的整体。」

这正是她记述中海洋般、遍在的层面:平常那个从某个中心向外观看分离世界的立场似乎消失了,整个存在领域却变得无比亲切、无所不包。除了这种壮阔的感知,她也认清了自身存在与价值的一件简单事实。同页她写道:

「我被无条件地爱着,仅仅因为我存在,别无其他理由。」

把这些描述合在一起看,意义重大。穆尔贾尼既谈到对存在的直接认识,也谈到广大无边、含摄一切的意识。从AtR的架构来看,前者令人联想到「我在」的确信,后者则与其海洋般的呈现呼应。这是对她证言的诠释,并不是说她自己采用过AtR术语,或明确宣称证得某一佛教证悟阶段。 [1, pp. 69–70]

在2013年的TEDxBayArea演讲中,穆尔贾尼也用生动的话描述这种扩展、非局限于单一地点的觉知:「无论我把觉知放在哪里,我就在那里。」她说明,身体仍在香港时,她却感知到兄长正从印度赶来,并描述与周围众人共享意识。这场较晚的公开讲述,进一步呼应了她回忆录中遍在觉知的特色。 [26]

John Tan 对「我在」的两种海洋般呈现之解释

John Tan(Thusness)在《佛性并非「我在」》一文中,对这一领域作了精细的区分。他先指出强烈的个人身份感,然后描述以下两种进一步的体验:

「3.2 不经概念分别的海洋般体验。

这是因为修行人摆脱了概念化、标签和符号的束缚。心持续地脱离一切标签和符号。

3.3 融入一切的海洋般体验。

无概念的状态延续了足够长的时间,以致身心之间由『符号』构成的纽带消融,因此内外之分暂时止息。」

这一分别说明,为什么穆尔贾尼的经历不能简化成「看到一道光」。身份与符号消退,类似 John Tan 所说的不经概念分别的海洋般体验;而她描述自己成为一切人与万物、不再与它们对立,则类似进一步融入一切的海洋般体验。 [10]

但 John Tan 的区分也须谨慎理解:「我在」的证悟并非仅仅一次海洋般的体验,不论它多么明晰或充满喜乐。它是对临在或存在本身直接而毫无疑惑的发现,是非推论、即时而确凿的存在确信。在此处的海洋般呈现中,这种存在感似乎无边、无限、遍及一切,不再局限于身体之内的个人位置。穆尔贾尼直接认识到自己不依赖个人身份诸属性而存在,又体验到自己成为一切人与万物,强烈地显示出这种认知的深度。但称之为「我在」,仍是我依照AtR框架对她证言的诠释,并非她本人所作的修证分类。 [1, pp. 64–70] [19]

正因为这一发现如此直接、如此确定,它会像 John Tan 所说,显得「比真实更真实」。这不是后来被误当作真理的一阵喜乐感受,而是对存在本身无可置疑的证悟。然而,若未进一步洞彻其本性,由于根深蒂固的不明白空性,我们几乎必然会把这光明临在实体化为究竟真实:永恒、独立自存的意识、真我(Ātman)、上帝,或万象背后的本源。临在的确信是真实的认知;错误在于据此认定它具有自性、真实存在。John Tan 并非要抛弃这项认知,而是要深化智慧,直到经验背后被设想出来的主宰者,以及把觉知设想为独立根基的误认都被照破。无我以及进一步的空性证悟揭示:即便光明的存在感也无自性。这种智慧才是解脱所需;它并不否定显现中的光明与觉知,后者依然鲜明现前。 [10] [11] [27]

因此,穆尔贾尼证言中独特的三面得以保留:对存在的无疑确信、其海洋般无所不在的呈现,以及对爱与存在的根本改观。我们既可珍视其深度,也不必把光明临在的证悟混同于进一步洞彻其空性的智慧。

康复历程:书中究竟记载了什么

她的康复之惊人,不仅来自自己的回忆,也见于《死过一次才学会爱》(Dying to Be Me)所刊载的临床时间线。穆尔贾尼在罹患霍奇金淋巴瘤近四年后,于2006年2月2日住院。肿瘤科医生彼得·柯(Peter Ko)后来专程赴香港审阅她原始的医院病历,记载其入院诊断为IVB期(第四期,伴B症状)淋巴瘤。他的说明具体交代了病情的严重程度、当晚开始的治疗,以及随后异常迅速的改善。 [1, pp. 97–102]

柯医生描述,她当时淋巴结极度肿大、呼吸困难、皮肤有大片溃疡,多个器官系统正出现衰竭。入院当晚,医护人员从胸腔抽出了约两公升积液,并开始给予原计划七种化疗药物中的三种。依其摘要,当时主治医生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化疗可能有极大毒性,积极治疗仍是她唯一的生存机会。 [1, pp. 99–100]

随后病情发生转折。2月3日她醒来;2月4日她要求移除鼻饲管,并想取回自己的iPod;2月5日她还向医生开玩笑,问他们要不要加入派对。2月6日她转出加护病房。柯医生记载,她脸部及颈部的大部分肿胀已消退,原本巨大的淋巴结开始软化,她也终于能转动头部。 [1, p. 100]

尤其惊人的是早期肿瘤缩小的幅度。穆尔贾尼在最早的NDERF后续回答中表示,开始化疗约四天时,肉眼可见肿大的淋巴结已经缩小约80%。回忆录又提供另一条与临床记录相连的线索:在书的第102页,她描述柯医生从医院病历中查看到的结果。据该叙述,入院时病历记录了如柠檬般大的肿瘤,但短短数日后,大小已至少缩减70%。柯医生另外刊载的逐日记录也指出,到2月6日已有明显改善,包括面颈肿胀大幅消退,原先肿大的淋巴结软化。 [1, pp. 99–102] [2]

这些材料描述的是同一次非凡的早期改善,不能误读为「四天之内所有癌症都消失了」。约80%这一估计,针对的是早期NDERF证言中肉眼可见的肿大淋巴结;至少70%的数据,则在回忆录中被归于柯医生对病历的审阅。2014年接受CNN采访时,穆尔贾尼也再次描述约四天内肿瘤缩小70%。这些出版材料并未附上原始测量数据和影像,因此外部读者无法独立重新计算百分比。不过,相关主张显然不止于未经佐证的个人印象:公开记述包含医生对医院病历的核查、有日期的临床进程,以及其后的检验结果。 [1, pp. 100–102] [2] [23]

接下来的检查进一步支持她的康复幅度。穆尔贾尼回忆,骨髓切片呈阴性,影像科医生也难以找到足够肿大的淋巴结供取样。依柯医生的时间线,三次超声检查均未发现明显病理性肿大的淋巴结;2月27日颈部淋巴结切片也未发现癌细胞。她大片皮肤溃疡亦自行愈合,无须先前计划的植皮。这些是实际的临床观察与检验结果,而不仅是她主观感到好转。骨髓与淋巴结切片只检验特定部位;其后全身CT-PET检查才提供更广范围的评估。 [1, pp. 87–90, 100–101]

3月9日,完成第二个化疗周期后,她获准出院。一周后,她到Jimmy’s Kitchen庆祝生日;3月26日还出席婚礼,跳舞、喝香槟,之后开始第三个化疗周期。柯医生的摘要指出,她在完成六个周期后,于7月24日接受CT-PET扫描,结果显示无癌症迹象,原定最后两个周期遂停止。 [1, p. 101]

这些日期必须区分:早期的好转和阴性切片,与之后完成治疗、获得全身影像检查阴性结果,并非同一事件。书第90页的叙述将这些经过写得较紧凑,但第100至101页的日期记录清楚显示,3月出院后化疗仍在继续。

柯医生的结论不只是随口表示惊讶。书中原文引述他的话:

「她的康复毫无疑问是『非凡的』。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及数位同事的意见,我无法把她这样剧烈的康复归因于化疗。」

柯医生还推测,某种尚不明了、或许非物质性的机制,可能影响了癌细胞的行为。这是他提出的机制假说,而非已获证实的医学结论。但其核心临床判断相当明确:亲自审阅医院病历后,他不认为这次迅速而大幅的康复可归因于所接受的化疗;他明确觉得细胞毒性药物的解释并不令人信服。回忆录呈现的是他的推理与时间线,而不是只有一句表示惊讶的感叹。 [1, pp. 99–102]

不过,曾参与治疗她的肿瘤血液科医生 T. K. Chan,在2007年2月3日的《南华早报》采访中提出不同解释。Chan医生承认她病危、康复过程十分惊人,却把改善归因于紧急抽取胸腔积液和化疗。他还指出,霍奇金淋巴瘤有时会对化疗产生非常迅速的反应;既然她确实接受过治疗,就不能科学地将康复归因于灵性体验。 [16]

因此,两位熟悉个案的医生确实存在实质分歧。Chan医生强调霍奇金淋巴瘤可能对化疗有显著反应,而紧急引流胸腔积液很可能挽救了她在最初危机中的生命;柯医生则着眼于当时器官功能濒临衰竭的危重状态下,广泛肿大的淋巴结何以如此迅速地消退。两人都承认她的临床转变极为非凡,只是对于常规治疗能否充分解释它,作出了不同判断。回忆录描述的病历发现值得认真对待,也应同时考虑Chan医生的解释。 [1, pp. 99–102] [16]

结论并不是「化疗在四天内消灭了所有癌症」:她仍接受了六个周期治疗,直到7月24日才得到CT-PET检查阴性结果。治疗与濒死体验同时发生,也不能单凭时间上的相合判定哪一种因素造成早期肿瘤迅速缩小。现有的报告性医学证据确实显示肿瘤体积异常快速、大幅度下降:按柯医生审阅病历的描述,数日内至少缩小70%;而穆尔贾尼早期对肉眼可见淋巴结的叙述则约为80%,随后还有显著的临床和病理改善。因此,柯医生认为化疗不足以解释这次康复,有值得重视的依据;与此同时,Chan医生相反的解释也仍是本案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1, pp. 99–102] [2] [16] [23]

重要区别:NDERF问卷将此事件归类为危及生命的疾病,而非有医学记录的临床死亡。穆尔贾尼在昏迷期间,心脏仍然跳动;不能将本案写成「脑死亡后复苏」。 [2]

山姆·帕尼亚的研究:可供研究的体验

接着自然会问:除了个人回忆录,医院研究是否也发现类似证言?山姆·帕尼亚医生(Sam Parnia)和同事调查了心脏骤停、经过心肺复苏而生还者的报告。这些研究提供了可进一步检视的具体案例。

2014年的AWARE研究中,一名57岁男子描述自己从病房上方角落观看抢救。他记得自动设备发出为病人除颤的指令,也描述一名秃头、身形结实、穿蓝色衣服的医护人员。研究者指出,病历与他描述的人物、声音及活动相符。依除颤设备的工作流程,相关时间可能延伸到心脏骤停及抢救过程中约三分钟。 [3]

这一例值得注意,因为所报告的内容可以和医疗记录比较。不过,骤停地点不在装有隐藏视觉目标的测试区域,故并非成功辨识隐藏图像的实验;现场也没有同步脑电图证实当时脑部电活动完全停止。它的重要性在于记忆与抢救过程之间,据研究者报告存在具体对应,而时间推算依据的是设备操作规程。 [3]

随后发表的AWARE II研究(2023)也记录了心脏骤停复苏期间的回忆经验,并在心肺复苏过程中测得可能与认知活动有关的脑电图模式。没有受试者识别预设的隐藏图像;另有一名受试者在单独测试中辨认出一个听觉刺激,但并无获得验证的离体观察。这些结果值得继续研究,却不能据此证实意识脱离大脑独立活动。心脏骤停研究可以用来比较,但不能直接当成对穆尔贾尼昏迷经验的测试。 [14]

希望探究更广泛死后延续问题的读者,可以参阅英国心灵研究学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的《Psi Encyclopedia》「死后存续」综述。它除了濒死体验,还讨论灵媒、儿童前世记忆等证据线索,也指出从异常体验推论出死后存续所遇到的解释问题。这是一篇针对有争议领域的专业综述,而非科学界的共识声明;个别案例仍须追查原始报告。 [4]

若希望阅读更广泛、更积极主张生命延续的资料汇编,也可参阅《Evidence for the Afterlife》(《死后生命的证据》)。其中收集濒死体验、临终异象、显灵、灵媒及儿童前世记忆等案例,并链接早期的个案文献。编者明确支持死后延续,其中部分推论含推测性;它最有价值的用途,是帮助我们找到具体个案,再自行核查原始记述。 [20]

在我看来,这种累积性证据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不同类型的报告从不同方向提出相互关联的问题;论据的强度取决于各项证据本身的品质及独立性。一个细节充分、得到旁证的观察,比在众多网站反复转述的惊人说法更有分量。因此,值得仔细考察个别故事和相关记录。

为什么「不过是幻觉」并不能解决问题

持怀疑态度的读者有理由询问:人在危急状态下,心智是否可能构造出一个极其逼真的世界?体验本身的真实感,不能单独决定其来源;美丽、确定性和长久的生命转变,也无法自动证明某人曾感知肉身之外的事件。

但还有一个问题:若某份报告包含了当事人看来无法通过普通感官得知、却准确对应外部事件的信息,又该如何解释?解释不仅必须涵盖感受本身,还必须涵盖信息为何准确。把某种体验称为「幻觉」,并不能因此解释具体描述何以吻合外界事实。

在穆尔贾尼回忆录中,最相关的细节是丹尼与医生在走廊的谈话、她苏醒后认出医生,以及她声称觉知到阿努普的航班。按照书中叙述,当她复述悲观预后时,丹尼十分震惊:那段对话发生在她病床之外。她也描述,兄长责问当时给她治疗的护士后,护士惊讶地道歉。 [1, pp. 63–64, 77, 80–81]

这些都涉及具体人物、语言和情境。后来的报道说,丹尼曾向研究者确认走廊谈话和她对阿努普行程的觉知,使其证据不再只限于回忆录中的单方叙述。但这仍是事后证人证言,而非即时记录的盲法实验。因此,我认真看待这些情节,同时区别「有报告的旁证」与「已经证明意识可独立于大脑感知」。 [15]

案例为何相关获得了什么核查或报道
穆尔贾尼:走廊谈话据称知道距病床约四十英尺的对话内容。回忆录记载了丹尼的惊讶;后来一篇研究综述指出,丹尼另行向珍妮丝·迈纳·霍尔登证实这件事。属于事后证人证言,而非有精确时标的实验。 [1] [15]
穆尔贾尼:阿努普的行程据称觉知兄长正从印度赶来。其后的资料同样报告,丹尼确认穆尔贾尼知道阿努普的旅程。不过,先前可能有所预期以及得知消息的确切时间,并未彻底排除疑问。 [1] [15]
AWARE复苏个案据称从上方观看抢救。研究者表示,报告细节与病历相符。观察地点是抢救室本身,并非医院远处。 [3]

另一项案例见于皮姆·范·洛梅尔(Pim van Lommel)等人2001年发表于《柳叶刀》的论文。一名护士回忆,抢救时他取下深度昏迷病人的上排假牙,放在急救推车上。一个多星期后,该病人认出护士,并指出假牙放在哪里,包括推车上的瓶子和可拉出的抽屉。护士还报告病人准确描述房间和在场人员,声称自己从上方看到了整个过程。这是论文收录的证人证言,而非隐藏目标实验;它属于荷兰研究者的资料,并非帕尼亚的个案。 [5, p. 2041]

这些案例比单纯报告光明或宁静提出了更具体、也更尖锐的问题。应追问:哪些信息有记录、由谁确认、何时获得,以及听觉、事前熟悉程度、事后交谈或记忆重构是否能解释。这些都是值得调查的问题;仅仅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并不等于它已得到证实。反过来说,一个未解的细节,也不能自动证明不可逆死亡之后仍有生命延续。

我的论点是累积性的:那些似乎超越正常感知范围的报告,值得与亡者相遇及其他支持死后延续的证据共同考虑。我认为整体证据具有说服力。读者无须先接受我的结论,便可以逐项检视。促使怀疑者重新思考的最好方式,是提供能够经得起认真核查的具体案例。

元音老人:中阴身与五通

穆尔贾尼描述的能力,也令人联想到佛教有关中阴(bardo)的教导:超越眼前范围而见、远距离听闻、直接知晓他人的感受,以及似乎不受日常空间局限。这些都是中阴身教说中常见的主题。

元音老人在《心经抉隐》「诸法皆空,不住相故,无所得故」一节中讨论此事。他说,在肉身坏灭、尚未投生之际,由于执我而形成中阴身。以下直接引录他的中文原文,而非将英译文回译为中文: [6]

「一旦人死了,肉体已坏了,四大分散了,这个身体不能用了,房子坏了,要搬家了。这个时候,因执我故,就生出了中阴身。」

「中阴身者,就是原来的肉身已坏了,人已死了,而未来的身体还未形成,还没投胎转生,就在这中间时期,第七识末那识——我执,执著了有我,就有我身,于是由意生出一个虚幻缥缈之身,叫中阴身。人身肉体是以地大为主,是沉浊的。而中阴身是以风大为主,是缥缈的。因为没肉身包裹它,它有五通。」

下面列出佛教传统所谓五通,以及可能与穆尔贾尼证言相呼应之处。这并不等于证明她完整具备传统意义上的这些神通。

传统神通与穆尔贾尼证言可能的对应
天眼通——超越通常视觉范围的观察能力她声称觉知到病床以外的事件,以及在飞机上的阿努普。
天耳通——超越平常听觉限制的听闻能力她说自己听到了走廊远处的谈话。
他心通——知晓他人心念她描述直接感受到丹尼和阿努普的恐惧,而非只从表情推测。
宿命通——忆念过去世她认作与阿努普有关的另一个生命场景,但未获独立核实。
神足通——超常的行动、变化能力她觉得觉知不再受身体所在位置局限。这仅是较宽泛的相似之处,不能据此认定她展现了传统神足通的全部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佛教说明认为,增强的感知能力可以与无明并存。依元音老人的教导,即使暂时摆脱粗重肉身的束缚,中阴众生仍受业力与我执支配。原文继续说明种子习气如何现起、心如何随境追逐,并由执取引向再次投生。

因此,超常感知并不是解脱的决定性关键。在佛教传统的六通中,第六「漏尽通」(āsravakṣaya,诸漏灭尽之智)与前五通不同;元音老人也在同一讨论的别处明确指出这种区别。 [6]

所以,他将读者引回现生的修行,教人认清一切境相如梦似幻,不追逐、不贪求、不执取。原文结语说:

「这种不受环境支配,不为业转的成就作略,才是真了生死。此谓之『无所住处涅槃』。」

他描述的是由识与执著等条件形成的过程,不应把它解释成一个藏在身体中的常住灵魂。也不应自动把濒死体验等同于死亡之后的中阴阶段:穆尔贾尼后来回到了仍然存活的肉身,不同佛教传统对中阴也有不同说法。这里要指出的是与这一特定佛教教说的有意义相似,而非断言两者完全等同。

对于全文的讨论,这一区别很重要:提示死亡后仍可能延续的证言、异常感知的描述,以及能够止息执取的智慧,属于修行道路上的不同课题。即使觉得死后延续的证据有说服力,也不应把存续,甚至强烈的光明体验,误认为已经完成觉醒。

各佛教传统对中有的不同看法,以及阿姜布拉姆对无我的阐释

梵语antarābhava,汉译「中有」或「中阴」,指死亡与下一次投生之间的中间存在。主流大乘传统(包括汉传佛教)及金刚乘普遍接受中有,藏传佛教尤其详述中阴(bardo);但各传统对其阶段与细节的说明并不完全相同。相较之下,传统上座部阿毗达摩通常不承认两生之间另有一段中有期,而主张死亡心灭后紧接着生起结生心。不过,不能据此断言每一位上座部修行者都否认中有;早期经典的相关语句本有不同诠释,佛教内部的争论也远早于现代濒死体验的报道。[31]

阿姜布拉姆(Ajahn Brahmavamso)是一个十分明确的例子。在他于2004年6月18日录制的开示《Reborn … Again!》(《再次投生》)中,有人问两次投生之间是否可能相隔一段时间。他回答说,投生可以立即发生,也可以相隔数日乃至数年,并明确表示自己不同意那些否认间隔期的上座部论师。他直言:「两次投生之间确实有间隔。」(“There is space between rebirths.”)他还描述一种暂时的、由心所成的、类似鬼道的存在状态,众生可能在其中等待下一次投生。这是他本人录制的开示,而非仅凭他人的间接转述。[35]

在更早录制的《Kamma and Rebirth》(《业与轮回》,2003年5月24日)中,他进一步作出重要区分:众生可以在死亡后立即投生鬼道,在那里停留数日,然后再投生其他生命形态。因此,他确实接受死亡后可能出现暂时的存在状态,但其分类未必与藏传佛教的中阴(bardo)或梵语阿毗达磨论议中的中有(antarābhava)完全相同。这两段录音比早先的间接报道和未经录音核对的问答转写更能确定他的实际立场。网页转写由自动语音识别生成,可能有误;应以所链接的原始录音为准。[36][32][33]

同样,绝不可仅凭他对中有或轮回的看法,就断定阿姜布拉姆不懂无我(anattā)。他在2005年的文章《巴希亚的教导:见中唯见》(Bāhiya’s Teaching: In the Seen Is Just the Seen)中,在「巴希亚教导的最后部分」(The Final Part of Bāhiya’s Teaching)明确说明:感官经验背后并没有独立的「造作者」(doer)或「知者」(knower)。他也否定在所见、所闻、所感、所知之外另立一个超越性的自我。这与AtR对鲜明临在和所谓背后独立知者的区分高度相关。当然,公开发表的教理阐述本身不能证明或否定一个人的内在证悟;重点在于,不应把他的教导误说成肯定某个背景自我。[34]

南开诺布仁波切:为何说中阴的明晰程度是生前的七倍

大圆满上师南开诺布仁波切(Chögyal Namkhai Norbu)在《梦瑜伽与自然光的修持》(Dream Yoga and the Practice of Natural Light)中提出了一个密切相关的说明。他与麦克尔·卡茨(Michael Katz)谈及死亡过程与梦瑜伽修持时,将尚未投生的有中阴(存在中阴)与梦境作比较。他指出,在这类状态中,觉知的活动不像平常清醒时那样依赖肉身和感官。随后他依据密续的教说指出:

「因此,中阴中的明晰程度是我们在世时的七倍。」

这句话并不是说普通睡眠比清醒时明晰七倍,也不是把「七倍」当作经过仪器测量的科学数据。南开诺布所讨论的是密续对于死后有中阴中感知特别鲜明的传统描述。这也说明大圆满为何重视睡眠与梦境中的觉知训练:在不依赖通常感官活动的境况下认出显现,可以作为面对死亡过程的准备。他同时区分了因认出自性而获得解脱的可能,与未能认出、仍随业力流转于中阴的情况。[28]

与元音老人的开示并读,其重点并不是异常明晰的感知必然带来证悟,而是离开粗重肉身后的鲜明觉受与带来解脱的智慧是两回事。穆尔贾尼的叙述与这些传统教说有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但不应因此直接把她的濒死体验等同于真正死后的中阴。

罗伯特·阿霍:他不只是见到光——他就是光

第二个案例,使修行上的问题变得尤其鲜明。佛教修行人兼作家罗伯特·阿霍(Robert Aho)描述了2016年一次心脏手术中的濒死体验,以及2021年较轻微的另一段经历。AtR的《濒死体验与中阴:佛教徒在光明中经历永恒后返回》一文介绍了他的故事;他本人也在文章中反思其意义。 [7] [8]

不是在观看光,而是认识自己就是光

阿霍多年观修死亡。手术开始时,他以为自己可能活不下来,便向众人挥手道别。接着发生了瞬间的转换:他没有穿过隧道,也不是走向远方明亮的物体或见到站在前面的发光人物。他在访谈中清楚说:「我成为那道光,经历了永恒。」原先所认作的个人已不在,并没有一个旁观者站在光明之外。他描述自己与光毫无二致。 [9, 7:16–9:30]

这远比「某个人看见一道光」的常见濒死体验形象更为彻底。他试图形容那比一百万个太阳更猛烈的光明,却不是灼痛眼睛的物理光线,而是无边觉知、完全开放、爱与慈悲的境界。没有任何事物隐藏,万象的本质似乎直下显露。在他的描述中,平常的空间局限,以及认识者与被认识对象之间的区分,都已不复存在。 [9, 9:30–10:49]

他也解释,那并非以地球时间计量的一段漫长过程。他称之为「永恒」,因为普通时间在其中不适用。他描述的不是有限人格中的意识向外观看,而是一种超越熟悉的人格、时空边界的全含容觉知。他称之为「本源」(Source),并多次称为「法身之光」(dharmakaya light);后者是他自己对这段经历所采用的佛教诠释。 [9, 10:08–12:49; 21:48–22:06]

他对「觉知」与「意识」的用词区别也值得注意。后来介绍自己所画的体验图时,他说,在白光之中自己是完全觉知的,却不愿称之为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在他的叙述中,「意识」较适用于下一阶段出现的、具有分别的经验模式。这是阿霍对自身体验的说明,并非科学界公认的意识分类。 [9, 29:45–32:56]

存在的不同维度:本源、能量界域与普通肉身

接着,颜色、旋转的光、振动和仿佛气泡的形态开始出现。与无尽光明相比,这些景象起初遥远而微弱,但阿霍说,即使如此,它们相对日常人类感知仍会异常明亮。他将此阶段联系于「报身」(sambhogakaya),或他所谓的「能量维度」。他觉得自己觉知到极其繁多的境域:其他宇宙、平行宇宙、类似天堂的境界,以及不受我们熟悉宇宙限制的生命形式或可能性。 [9, 19:00–20:28; 29:45–33:35]

依其描述,我们看来浩瀚无边的物质宇宙,只是更大存在范围中一个黯淡的小点。而明亮的本源,并非那范围里某个特别巨大的区域;他认为本源根本无从丈量、无边无际。他后来写的《Dense Realm》(《稠密界域》)也以三身概念描述:无量的「法身」、辽阔的「类报身」显现领域,以及与「化身」(nirmāṇakāya)相联系的稠密物质世界。 [18]

这些是阿霍本人对经历的说明与佛教术语的使用,未必等于佛教三身的严格定义。佛教所说的佛之法身(dharmakāya),是佛圆满觉悟的智慧及其空性,不能脱离对空性的证悟;并不只是极其强烈的光明,或被体验为究竟本源的遍在意识。同样,报身(sambhogakāya)是佛的受用身,不能等同于禅修或濒死体验中出现的一切明亮、多彩的能量境界。达赖喇嘛对法身和报身有明确的说明。 [24]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其证言的原有脉络中欣赏阿霍所说的本源、能量界域和多个宇宙,却不必因此断定他已圆满证得佛教意义上的法身或报身。这些描述也不是平行宇宙存在的独立天文学证据。 [18]

从无时间状态返回,重新组装一个人

当颜色与分别的显现生起时,阿霍渐渐想起自己曾经是人。回到肉身并不特别吸引他,尤其因为长期的慢性疼痛。然而,他也忆述一股强烈的慈悲动力:他觉得自己还有应为他人完成的事。他将之解释为菩提心(bodhicitta),即为利益有情而求觉醒的心愿。 [9, 12:59–15:59]

在他认为自己穿过能量界域返回的过程中,他记得念诵一些咒语、结手印;他相信这些是前世所学。返回似乎花了一百年左右——这是主观时长的表达,并非医院时钟走过了一世纪。接着出现格外发人深省的一幕:他需要重新「组装」一个人。记忆、习惯性的自我感、过往创伤、说话方式,甚至自己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北部的口音,似乎都逐一重组。身为建筑师,他把日常人格的形成比作建造一栋房屋。 [9, 20:42–25:07]

他描述,在完全回到身体之前,已经觉知到医院人员和亲友。当他的双手移动、口中诵咒时,一名护士说他一定是佛教徒;他睁开眼后答道:「你说得可能对。」后来他称护士让他看了一份心电图,图像似乎显示约五分钟的心脏电活动平线。这里并未提供该图,而心电图也不能证明脑活动不存在,因此这仍是他的回忆,而非对「离体意识」的独立生理证实。 [9, 25:14–28:34]

那份据称显示约五分钟心电活动平线的心电图是否仍然存在?有可能留在医院病历、监护仪储存记录,或阿霍本人保存的副本中;但目前不能确定它是否仍存世、能否取得。我未找到这份特定心电图公开可查的影像或经核实的副本。较有价值的后续核查,是询问阿霍是否保留图像,并在他同意的情况下向当年的医院申请2016年手术及抢救记录。需要核对的包括原始波形、时间戳、究竟是持续心搏停止(asystole)还是其他心律或监测中断,以及当时进行了何种复苏。核实前,「五分钟平线」仍应明确归于他的口述,而不能当作已有独立医疗记录证实的事实。[9]

为什么这使人联想到「我在」——却不等于最终解脱

从AtR的视角来看,关键不在非凡光明的视觉奇观,也不在阿霍似乎感知到其他界域,而在他直接认识到:自己就是光明的临在,不是一个有局限的身体,也不是一个站在光外观看的个人。他描述的无限、海洋般、遍在的存在感,非常符合AtR所谓「我在」的证悟:直接发现光明意识或原初临在。这里的「原初」,指觉知那鲜明、仿佛根本性的即时性;单凭这一点,还不能说已经证得大圆满所说与空性智慧相应的圆满觉知。这种认知远非一幅多彩幻象、出神状态或相信灵魂的概念性信念。 [10] [19]

阿霍并非只在叙述一个美妙的状态。他谈到为什么决定返回时说,自己在那个状态中「觉醒了」,而重新组装昔日人格则意味着再次进入普通肉身身份的局限。这是他对自身发生之事的理解,使他的叙述具有直接认知的层面,而不只是见到一道奇异的光。 [9, 22:21–24:53]

AtR还有更精细的区分:「我在」的证悟并非仅有「我在式」的体验。短暂进入广大、寂静、光明的临在,可以来去,却不一定带来对存在本身决定性、毫无疑惑的认识。真正的证悟关乎直接所了知的内容,其确定性超越概念推理,不取决于光有多亮、乐受有多强。因此,阿霍的叙述远比单纯「见光」的报告更有认知的意味。不过,仅凭一次访谈,我们仍不能认证它是否符合AtR所说的稳固证悟。 [19]

在此,我会将阿霍的认识与空性的圆满证悟区分开来。他的描述强烈提示对「我在」的证悟——无边意识、原初光明存在、本源的直接性——却没有叙述进一步的洞见:意识本身也无自性;显现背后并无一个独立自存的主宰者、实体或究竟背景。就此证言而言,我不会把他称为「法身体验」的经历认作佛教法身的圆满证悟。在介绍阿霍的AtR文章中,John Tan 特别提醒:濒死体验中的光明可能只是阿赖耶识(ālaya)的辉耀,而非对心性的证悟;下文他与沈鹏聪的对话,也说明即使死时显现极其强烈的临在,也未必明了无我与空性。 [8] [24]

公平地说,阿霍本人在著作中也提醒人们,不要把光实体化为某件对象或东西。我并非指他一定相信一个坚实的宇宙实体,访谈亦不足以判定他所有的修证境界。准确的区别是:认识自己为遍在光明的存在,并不等于洞彻这光明本身无自性。后者才是 John Tan,以及以另一套佛教论述表达相同关键的达赖喇嘛,所强调的解脱智慧。 [25] [17]

尽管如此,他的经历与穆尔贾尼有深刻呼应:肉身身份松脱、存在直接现前、无边的爱、时间感改变,以及熟悉的人格不足以涵盖一切现实的确信。阿霍本人也劝人不要为求进入这种状态而寻死;他鼓励人们在活着时修行、觉醒。 [9, 22:06–22:28]

沈鹏聪与 John Tan:死亡之后的临在

这些佛教反思提供了一个框架,使我们得以思考平常肉身条件消退时可能发生什么,同时区分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觉知是否延续,以及其无二、空性的本质是否得到真正了悟。以下完整译出沈鹏聪(网名Longchen)与 John Tan(网名Thusness)于2008年的对话。英文原文完整保留了原作者的拼写和标点,见2022年7月16日的AtR文章。 [8]

原帖:Longchen[沈鹏聪]——2008年发言全文

视频看了一点……Desteni在新时代圈子里相当流行。

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人死时,思想和情绪可能在死亡过程中消融……余下的是无二、遍及一切的临在体验。在这里,一个「存在者」通常会发现,自己并不只是思想与情绪。然而,这时的理解还不清楚。

对于走在觉悟道路上的人来说,我们仿佛在肉体真正死亡之前,就多次「体验死亡」。在尚活着时,这类死亡体验会一再发生;透过渐次的体验,我们便越来越明白实相的本性。

换言之,我们变得更有效率,也会舍弃那些无益的应对方式……大致是这样吧……

Thusness/John Tan 回复——2008年发言全文

嗨,Longchen:

要维持无二体验中那鲜明的临在,想必相当不容易。我也分享一点自己的想法:

死亡时,与肉身有业力关联的思想和情绪会暂时止息。由于「身的系缚」瓦解,体验上形成的强烈对比,会令临在显得更加鲜明;可是,虽然已有临在的体验,当时却还没有洞彻其无二本质与空性的智慧。这类似「我在」的体验。死后,思想与情绪仍会在「我」与「我所」的系缚中生起、消退。

觉知本来就是无二、遍在的;虽被遮蔽,却从未失去。究其实质,所有短暂的显现——情绪、念头、感觉——都是临在的种种面貌;它们有同样的无二本质与空性。问题不在显现层面,而在更根本的层面。我们内心深处仍以自性实有和二元的方式看待事物。临在的体验如何在二元与实有见的「系缚」下被扭曲,可以粗略分成以下几类:

1. 有一面镜子在映照尘埃。(「我在」)体验到镜子的明亮,但仍有扭曲。二元见与自性实有见。

2. 镜子需要尘埃才能看见自己。虽无二元对立,却仍执为实有。(无二洞见之始)

3. 尘埃从来就是镜子(这里的镜子是从整体来看的)。无二元、也无自性实有之洞见。

到了第三种,凡来来去去者本身就是明(rigpa),在这些以外并不存在另一个明。其实从来没有什么尘埃;唯有当某一粒尘埃宣称自己才是最纯净、最真实的状态时,其余原本从一开始就自显自照的生起,便立刻被当作尘埃。

以上两段是两位作者在2008年留下的完整对话。它们在2022年AtR文章中与较晚的其他评论一起刊出;切勿误把那些后来的文字当成这次对话的一部分。 [8]

达赖喇嘛:死时显现的原初智慧并不等于解脱

达赖喇嘛与图丹却准(Thubten Chodron)在《轮回、涅槃与佛性》(Samsara, Nirvana, and Buddha Nature)中,提出了一个十分相近的说明;AtR另一篇文章曾转载有关段落。他们讨论大圆满与大手印时指出:即使临终显现最微细的原初心,也不等于有情就能从轮回中解脱:

多珠·晋美丹贝尼玛(Dodrup Jigme Tenpai Nyima,1865–1926)与其弟子楚臣桑波(Tsultrim Zangpo,1884–约1957)都是伟大的大圆满学者与修行人。他们指出:仅仅因为我们内在具有这种原初智慧,并不能令我们解脱。为什么呢?死亡时,所有其他心识都已消融,只剩下原初心。然而,在我们轮回中经历的无量次死亡里,它已一次又一次显现,却未能使我们成佛。两位大师说,要成佛,必须运用这原初智慧来证悟空性;唯有如此才能解脱。这与宗喀巴的知见一致。

其意思并非原初心或其明晰性「不存在」,而是说:若缺少证悟空性的智慧,即使死时显现极其深奥的光明,也不足以成佛。这与 John Tan 的强调一致——体验临在,与洞彻其空性本质,是两回事。这段引文是在说明佛教义理,而非医疗实验已经证实死后意识继续存在。 [17]

这一区别意味着什么

首先,体验临在并不等于理解它的本质。沈鹏聪认为,随着依附肉身的惯常模式消退,强烈而遍在的临在可能显现。John Tan 则分得更清楚:即使临在比平常鲜明得多,也未必证悟其无二与空性。因此,非凡的濒死体验可以非常有意义,却不等同于解脱。

其次,依附身体的念头暂时止息,并非执取的彻底止息。John Tan 说的是某些心理、情绪模式暂时停歇,而不是有条件的意识从此永断。他接着谈到「我」与「我所」,正说明身份认同和执著仍可能延续。依他的佛教理解,离体或死后的光明体验本身,不会自动终结再生的因。

第三,镜子与尘埃的譬喻说明了看待同样鲜明体验的三种方式。第一种把明亮的镜子想象成与镜中所现分离:一个「我在」式的背景知者,和短暂念头、显现被分成两边。第二种虽已在体验中消融主客之隔,却仍留下微细的、被认作实有的镜子;种种显现成了单一潜在意识显露自己的方式。第三种则看见尘埃并非存在于一面先在的镜子之外:显现本身就是鲜明。这里并不是说万物由一个巨大的形而上「镜体」制造,而是说万象背后并无另一个独立自存的背景意识。应将此譬喻与 John Tan 对无我和空性的教导一并理解。 [10] [11]

第四,John Tan 并不否定光明或意识。他说所有生起皆为临在的显现,显然不能将无我理解为一片空白、失去觉知或断灭空无。真正放下的,是被假定藏在经验背后的主体或主宰者,以及把能知实体化为独立、究竟的背景。听见声音时,声音被鲜明地了知;并不需要在它背后另外站着一个听者。鲜明性没有被减去,只是不再错认成永久实体。 [11]

最后,光明的壮丽也可能成为障碍。在同一篇AtR文章另行收录的较晚反思中——它不是2008年对话的一部分——沈鹏聪提醒人们,不要沉醉于压倒性的光明,并将这种迷醉与习气印记、可能再生的动力相联系。John Tan 早先对临在光明的警醒也指向同一问题:恰恰是最令人信服的体验,可能遮蔽了继续探究空性的必要。 [8]

无边界的体验仍可能被误解

沈鹏聪对自己最初认知的叙述,又补充了一项区别。他在《佛性并非「我在」》中描述,一种无念、无边界的临在,是后来才被诠释为「我在」的。体验的确信,不代表当时已经明白其无二与空性的本质。 [10]

John Tan 在同一文集中也区分直接体验及其后续诠释。认识临在可以是真实的;但若将它看作万象背后永恒不变的根基,便又加上了一个假设。即便个人界线已经消融、体验到自己就是一切,海洋般的存在感也仍可能保留此假设。他后来用一句话清楚指出洞见的方向:

「临在仍然完全现前,什么都没有被否定。」

改变的是:平常的声音、动作与感觉本身就彰显那种直接鲜明,不再需要一个独立背景。他所讨论的是对觉知本质的理解,并不是消灭觉知。 [10]

证悟无我之后,光明并未被否定

这一点对初次接触佛教无我的读者尤其需要说明。在《「没有觉知」不等于觉知不存在》一文中,John Tan 说:

「并不是否定清明或光明;问题在于把光明单独抽取出来。」

文章反复区分「知」与一个独立存在的「知者」;清明与变化的显现及其条件不可分割。见、闻、感受,无须被分割成底层的「觉知」和在其中出现的对象;万象的多样性,也不必被吸收到某一个究竟实体之中。John Tan 强调,直接体验这些显现的鲜明,而不要额外安立二分或本体根基。 [11]

因此,无我并不是从世界扣除意识以后,留下一个死寂、不知不觉的世界。所洞破的是经验背后被假定的主体或主宰者,以及把意识实体化为万物背后的究竟背景;光明完全被承认,只是不再当作自性存在的实体。 [11]

肉身死亡后觉知是否延续、如何理解该觉知,以及是否从执取中解脱,是不同问题。佛教作此分别,并非否定濒死体验可能提供的死后延续证据,而是提醒我们:再深奥的光明体验,也不应直接等同于空性的证悟。

濒死体验中的「我在」:深刻,却非究竟

这些报告有一个熟悉的修行层面。AtR所谓「我在」的证悟,不只是想「我存在」、观看内在的光,或暂时享受广大、安宁的状态;它是对存在或临在本身直接、无疑的证悟——不依赖概念与推理,对存在和觉知具有无可置疑的确信。光明体验有时会促成这一发现,但体验发生本身不保证证悟。这一点对于诠释穆尔贾尼和阿霍都十分重要。 [19]

从我阅读的濒死体验记述来看,令人联想到这种认知的故事并不少见,尽管其深浅有别,不能凭短篇叙述便可靠地判断。我本人也曾与一位通过濒死体验而证悟「我在」的人交谈,并在早年的《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一文提及,也在那里推荐了穆尔贾尼的《死过一次才学会爱》(Dying to Be Me)。这里的「常见」只是我对这些叙述的观察,并非对所有濒死体验所作的流行率统计。 [12]

这样的认知值得珍惜。一个人可能发现,觉知并不是原先所认作的那个渺小、恐惧的身份。这一发现足以颠覆对生死的理解;但再深刻,也不等于最终证悟,更不能据此认定已经解脱。

如 John Tan 的证悟阶段所说明,光明临在仍可能被理解为永恒的真我、本源或底层根基。平常人格虽已消融,对「觉知本身实有」的微细执见却可能依然存在。因此,熟悉的个人身份不见了,并不必然等于洞见无我。 [13]

无我不只是成为一个无限大的「我」,而是洞破经验背后被假设的主体或主宰者,也洞破把意识实体化为万象背后究竟背景的错认。这并不否定意识、光明,也不否定显现中的鲜明了知。进一步的空性,则是认识包括光明觉知在内的一切法皆无自性。单凭光、乐、合一或确定性的强度,不能推论已经解脱。

John Tan 在《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一文所收录的一句话,简明地表达了这一区别:

「喜乐是光明的结果,而解脱则来自般若智慧。」

他的意思是:若未洞彻空性,光明体验也可能成为另一个执著对象。我们可以珍视这样的开启,同时明白仍需要更深的洞见与实际的修证。 [12]

这也澄清了常被混淆的两个问题:意识是否能超越肉身死亡而延续,是一回事;无明和执取是否已彻底止息,是另一回事。即使找到死后生命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已从轮回解脱。

论据远不止一则故事

穆尔贾尼的故事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多种细节同时出现:似乎超越病床的觉知、走廊谈话、苏醒后认出医护人员、兄长的旅程、与亡亲故友相遇,以及引起医生注意的康复。每个细节提出不同问题;合在一起,为认真思考的读者提供了远超过危机中得到安慰的普通故事的材料。

对于无神论或不可知论读者,我认为这些个案确有理由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肉身一死,一切经验必然终结」的假定。重点不仅是穆尔贾尼描述了一种光明而动人的境界,而是她也报告了似乎不可能以普通方式得知的事件:丈夫与医生的谈话、医护人员的言行、兄长的旅程。相关细节可与证人陈述比对,正如前瞻性心肺复苏研究尝试确认具体记忆是否吻合可辨认的事件。这些报告无论单独或累积起来,都不会强迫每个人接受生命延续的结论;但它们足以使问题成为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不能只因经历非凡便一概排斥。强而有力的累积性论证,必须仔细区分原始证言、后来的确认、其他可能解释和未解决之处。

还有另一条研究路线:儿童自述前世记忆。有关调查及核实问题,可先阅读《那些不该知道这些事的孩子:支持轮回的论据》。这类案例不能直接证实穆尔贾尼的经历,但为探讨一次生命之外的延续,提供了另一组资料。

对佛教修行人来说,探究不必停留在阅读他人的故事。佛教传统也教导,人可以经由禅定修习,亲自了知轮回。在《大萨遮迦经》(MN 36)中,佛陀叙述自己进入第四禅后,令心清净、安住、专注,再有意将心导向宿命忆念。他描述自己回忆一世又一世的出生及其细节,继而将心导向观察有情死此生彼的智慧。这些被描述为由定心开发的不同智见,而非单凭信仰或哲学推论所得的结论。 [21]

我也曾在AtR谈到当代修行人的类似经验。上文与 John Tan 对谈的沈鹏聪(Longchen),曾回忆自己认为属于前世的详细情景,包括在欧洲炮火纷飞的原野上作为士兵行动的一幕。他描述了寒冷、身体的用力、步枪,以及仿佛亲身重新经历那一幕的强烈真实感,而非朦胧的心像。他也谈过自己过去作为藏传佛教僧人修行的回忆,以及与今生某些人之间自觉存在的业缘。我在《论神通(siddhis)与前世》中指出,他有些回忆是在三摩地与禅那的修习中生起,近乎全身心重新经历的鲜明忆念。 [22]

这些第一人称的回忆,与已获独立历史档案证实的前世身份,并不是同一种证据;进入第四禅,也不会自动获得宿命通。佛教的观点是,这类能力依赖修习和因缘,可以通过实际修行来探究,而无须事先盲信或全盘否认。记起前世也不等于开悟:佛陀的叙述在忆宿命、见有情生死之后,还进一步证得诸漏灭尽的智慧。John Tan 与沈鹏聪对光明体验的警醒在这里同样适用——异常知识本身不会拔除我执。 [21] [22]

死后生命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依佛教理解,生命的相续与再生可以从缘起说明,而无须设立一个完整不变、从此身搬到彼身的常住自我;延续存在,也不应与苦的止息混淆。

对于尚未读过《死过一次才学会爱》(Dying to Be Me)的读者,我真诚推荐大家阅读全书。我在许多年前就从头到尾读完了这本书,觉得非常有意思;我相信许多读者也会同样深受吸引。书中对于事情的经过、人物关系以及濒死体验之后的生活,都有比这篇文章更细致完整的叙述。这本书也广受世界各地读者欢迎:2022年十周年纪念版的出版资料称,其全球销量已超过100万册,发行语言达45种;而2026年「Beyond the Brain」活动的作者简介则称,全球销量已超过200万册,出版语言超过45种。[29][30]

因此,我的邀请既是探究,也是修行。认真检视这些人的报告,留意能够核实的细节,容许自己考虑:对意识的习惯性假设也许并不完整。接着,把追问转向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我」、可能被我们绝对化的觉知,以及即使在深刻开启之后仍会延续的执取。

如果死亡并不是终结,这对当下生活也意义重大:我们如何相待、如何照顾临终者,以及多认真地投入觉醒之道。

光明可能改变一切,而修行之道仍要求我们认识它的真实本性。

参考资料与延伸阅读
  1. 安妮塔·穆尔贾尼,《Dying to Be Me: My Journey from Cancer, to Near Death, to True Healing》(繁体中文版书名《死过一次才学会爱》,Hay House英文原版,2012),重点见第7至11章,纸本第59–102页。本文的叙述取材于这部回忆录;页码以纸本印刷页码为准,而非PDF阅读器的页码。其中包括回忆录所报道的对话,以及书中收录的医疗资料摘要。
  2. NDERF,「Anita M NDE」(安妮塔·M的濒死体验),含后续问答。关于所报告的感知、治疗时间线,以及并非临床死亡的区分,是第一手证言,但不是经过独立审计的医学个案报告。约80%这一数字来自早期对肉眼可见肿大淋巴结的缩小估计;回忆录又将「数日内肿瘤至少缩小70%」归于柯医生对医院病历的核查。
  3. 山姆·帕尼亚等,《AWARE——复苏过程中的觉知:前瞻性研究》,《Resuscitation》第85卷(2014),第1799–1805页。关于抢救情境中获报告的旁证,请见第1802–1803页及表2。
  4. 《Psi Encyclopedia》,「Post-mortem Survival」(死后存续),英国心灵研究学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综述主要研究线索、相互竞争的解释及未解决的证据问题;属于专业性二手概述,不等于死后存续已获证实。
  5. 皮姆·范·洛梅尔等,《心脏骤停生还者的濒死体验:荷兰的前瞻性研究》,《柳叶刀》第358卷(2001),第2039–2045页。关于护士与假牙的个案,见第2041页;另附全文镜像。
  6. 元音老人,《心经抉隐》,第一部分「诸法皆空,不住相故,无所得故」,尤其纸本第16–17页(所引用PDF第24–25页)。中文正文直接恢复原典用语,而非由英文回译。五通与穆尔贾尼证言的比较是本文编辑所作,非元音老人本人针对该案例提出。
  7. 罗伯特·阿霍,《Beginning at the End》(从终点开始),刊于《Timeless Luminosity》。作者亲述2016年濒死体验及其与写作的联系。
  8. 觉醒于实相(Awakening to Reality),《濒死体验与中阴:佛教徒在光明中经历永恒后返回并分享其讯息》(2022年7月16日)。本文所译2008年沈鹏聪/John Tan 完整对话的主要AtR档案出处;同时载有沈鹏聪后来关于光明迷醉的不同时间发言,以及罗伯特·阿霍的相关资料。
  9. 罗伯特·阿霍访谈逐字稿(自动转写曾将其姓氏误作「Ajo」)。文中所引时间戳指向相应段落;转述尽力忠于其叙述,但不意味着全盘认可他的医疗、形而上学或教义诠释。
  10. 觉醒于实相,《佛性并非「我在」》(Buddha Nature is NOT “I Am”)。John Tan 的文章与对话,以及沈鹏聪关于无边临在的记述。
  11. 觉醒于实相,《「没有觉知」不等于觉知不存在》(No Awareness Does Not Mean Non-Existence of Awareness)。John Tan 关于承认光明而不将其实体化的说明。
  12. 苏威宇,《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What Happens When We Die?)。记载作者与一位通过濒死体验而证悟「我在」者的谈话,以及 John Tan 对光明与解脱智慧的区别。
  13. John Tan(Thusness),《Thusness/PasserBy的七个证悟阶段》。用作本文修行解释的框架,而非 John Tan 本人对穆尔贾尼所作的修证鉴定。
  14. 山姆·帕尼亚等,《AWARE II:心脏骤停中意识与觉知的多中心研究》,《Resuscitation》第191卷(2023),文章号109903,DOI:10.1016/j.resuscitation.2023.109903。前瞻性院内心脏骤停研究,包括视听测试、脑电图和脑氧监测;无受试者正确辨识隐藏视觉目标;另有一人于内隐学习测验中选对听觉刺激。
  15. 提图斯·里瓦斯(Titus Rivas),《濒死体验——超常方面》,《Psi Encyclopedia》(英国心灵研究学会;2021年创建,2026年10月10日更新),「Anita Moorjani」节。作者报道丹尼曾在与研究者珍妮丝·迈纳·霍尔登的个人通讯中,确认走廊事件和安妮塔对阿努普旅程的觉知。这是第三方报道的证人证言,不是已发表的完整访谈逐字稿,也不是前瞻性测试。
  16. 黑兹尔·帕里(Hazel Parry),《一场非凡康复:是心念作用还是现代医学?》,《南华早报》,2007年2月3日。当代报道采访了主治肿瘤血液科医生T. K. Chan和病历审阅医生Peter Ko,呈现两人对化疗、胸腔紧急引流及康复速度的不同看法。
  17. 达赖喇嘛与图丹却准,《轮回、涅槃与佛性》(Samsara, Nirvana, and Buddha Nature),《智慧与慈悲文库》第三卷(Wisdom Publications,2019),论「大圆满与大手印」的摘录见AtR,AtR标注Kindle版第372页,并提供出版社资料。本文所引段落与觉醒于实相网站公开刊载的摘录相符。它描述佛教对死亡与解脱的传统理解,非已由经验科学证实的死后意识证据。
  18. 罗伯特·阿霍,《Dense Realm》(稠密界域),《Timeless Luminosity》,2026年3月26日。作者本人后来谈到他所谓法身之光、能量/报身维度、多个宇宙及相对的物质世界。这属于自传式诠释证言,而非其宇宙学主张的独立证实。
  19. 觉醒于实相,《「我在」的体验/瞥见/认知与「我在」的证悟(存在的确信)》;区分短暂的临在体验与对「我在」毫无疑惑的证悟。本文引用它作为AtR的诠释框架,而不是用来认定阿霍已证得某种境界。
  20. Spiritual Development,《Evidence for the Afterlife》(死后生命的证据)。广泛收集濒死体验、临终体验、显灵、灵媒及前世案例文献的资料汇编,公开主张死后存续;其结论和部分推论属于作者观点。可用来发现更多案例,不应代替原始资料的核查。
  21. 《中部》第36经《大萨遮迦经》(Mahāsaccaka Sutta,MN 36),比丘苏嘉多(Bhikkhu Sujato)英译。佛陀描述进入第四禅后,依次开发宿命智、有情死此生彼智及漏尽智。这是佛教经典记载,并非现代受控实验。
  22. 苏威宇,《论「神通」(siddhis)与前世》,觉醒于实相。收录沈鹏聪自己对欧洲士兵场景的鲜明忆述、苏威宇对其经由三摩地及禅那产生前世回忆的描述,并引用MN 36;属于第一人称修行证言,尚未独立核实历史身份。
  23. CNN,《Anderson Cooper 360》/CNN特别报道,采访安妮塔·穆尔贾尼的片段,2014年12月23日。她谈到四天内肿瘤大约缩小70%,以及停用吸氧支持并移除喂食管。这是较晚的第一手采访,与她在回忆录第102页描述的柯医生病历审阅记录应分别看待。
  24. 达赖喇嘛,《Rebirth, Recognition and Tradition》(轮回、认定与传统,2011),达赖喇嘛官方网站。阐明法身为佛的觉悟心及其空性,而报身为佛的受用身;本文据此区分传统三身定义与阿霍的个人经历用语。
  25. 罗伯特·阿霍,《Why Bodhicitta?》(为何发菩提心?),《Timeless Luminosity》。作者解释自己称为本源或法身的光,并明确提醒不要把光实体化为某种「东西」。这有助于澄清他的用意,却不能独立判定其修证境界的教义地位。
  26. 安妮塔·穆尔贾尼,《Dying to be me!》,TEDxBayArea,TEDx Talks,2013年11月30日发布。她亲自讲述:注意力所及之处便如同身临其境,并描述与他人共享意识;可作为回忆录之外的补充性第一手证言。
  27. 苏威宇,《实相、「我在」、无二、无我、业力构造与戏论:与 John Tan 的对话》,觉醒于实相(2020年5月1日)。参阅 John Tan2020年4月24日的对话,尤其直接确认「我在」时「比真实更真实」的感受,以及其后关于看透背景见证者的讨论。
  28. 南开诺布仁波切著,麦克尔·卡茨(Michael Katz)编介,《Dream Yoga and the Practice of Natural Light》(《梦瑜伽与自然光的修持》,Snow Lion Publications,1992),「An Interview with Norbu Rinpoche」(采访南开诺布仁波切),第51页。参见关于有中阴、梦境类比和「七倍明晰」的讨论。英文原文;出版社介绍。引文依英文原著译成中文;「七倍」是传统教说,不是实验测得的数值。
  29. 安妮塔·穆尔贾尼,《Dying to Be Me》(《死过一次才学会爱》)十周年纪念版(Hay House,2022),由Shakespeare and Company刊载的出版简介。 其中记载:截至该版本出版时,全球销量超过100万册,以45种语言发行。
  30. 「Beyond the Brain 2026」大会的安妮塔·穆尔贾尼讲者简介。 明确记载《Dying to Be Me》这一本书全球销量超过200万册,出版语言超过45种;并非作者全部书籍的合计销量。这是2026年活动的讲者简介所报数字,与2022年十周年纪念版的数字属于不同时期。
  31. 《佛教百科》「Antarābhava(中有)」;另参见有关众贤论师及中有的学术研究。用于说明大乘、金刚乘的普遍立场及传统上座部阿毗达摩的不同主张;概述不等于每位修行者均持同一见解。
  32. 2005年关于中有的讨论,转录了更早一段关于阿姜布拉姆接受中有的间接说法;并非阿姜本人逐字引文。
  33. 网上流传、归于阿姜布拉姆的中英问答转写,涉及中阴与鬼道。未核对原始录音,不能作为其确切教义立场的最终证据。
  34. 阿姜布拉姆,《Bāhiya’s Teaching: In the Seen Is Just the Seen》(2005年5月),尤其「巴希亚教导的最后部分」(第5—6页)。其本人文章明确否定感官经验背后的独立造作者、知者及超越性自我;此处不据文章推定其个人证悟程度。
  35. 阿姜布拉姆,《Reborn … Again!》(2004年6月18日录制,2024年3月10日重新发布)。含原始开示录音与自动转写;在问答环节,他明确承认两次投生之间可能存在间隔,并描述暂时的鬼道式意生存在。自动转写可能有误。
  36. 阿姜布拉姆,《Kamma and Rebirth》(2003年5月24日录制,2023年6月17日发布)。含开示录音与转写;他解释可以先立即投生暂时的鬼道,之后再投生其他生命形态。这与藏传中阴的技术分类不宜直接等同。

资料说明:本文区分个人证言、证人佐证、医疗评估、研究发现及佛教义理诠释;《Dying to Be Me》的页码均依据2012年英文原版的印刷页码。

The Woman Who Came Back: Anita Moorjani and the Case for an Afterlife

Saturday, October 03, 2026
By

Awakening to Reality · Near-death experiences and Buddhist insights

The Woman Who Came Back: Anita Moorjani and the Case for an Afterlife

Awareness beyond the hospital bed, a brother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and the light that is not yet the end of the path

A woman lies in a hospital bed in Hong Kong, gravely ill with cancer. Her family fears that she will not survive the night. Her eyes are closed. The doctors are treating a body in crisis.

Yet in the account she later gives, her world has become extraordinarily clear. She is aware of the people around the bed, of a conversation farther down the corridor, and of her brother travelling towards her from India. She feels the presence of her father, dead for a decade. She experiences herself as more alive, more expansive, and more deeply loved than she had ever imagined possible.

This is the heart of Anita Moorjani’s story. It deserves to be heard in its detail before being reduced to an argument about what must, or cannot, happen when we die.

My view is that death is not the end of consciousness. I am writing especially for readers who are atheist, agnostic, or simply unconvinced that anything continues after bodily death. You do not need to accept Buddhist teachings to examine these accounts. Begin with the reported events, ask what was checked, and consider whether the explanations offered actually account for the details. What follows is a case for an afterlife, with the evidence and its limits made visible.

The body on the bed—and the awareness that seemed to extend beyond it

On February 2, 2006, Moorjani was admitted to hospital after years of illness. In Dying to Be Me, she describes severe physical deterioration, difficulty breathing, profound weakness, and the urgency with which the medical staff worked. Her husband Danny and her mother could do little but watch and hope.[1, pp. 59–63]

Her experience of the same scene was startlingly different. Although her eyes were closed, she says she knew who entered, what the staff were doing, and how her family felt. Her account includes the monitor above the bed, the efforts to establish intravenous access, the feeding tube, and the curtain drawn around her. She remembers a male nurse struggling to find a vein and sounding as though he had almost given up.

She describes this awareness as sharper than ordinary perception. Attention did not seem confined to the direction in which her eyes could look. Elsewhere in the same account, she calls it 360-degree perception: an immediate awareness of her surroundings without the familiar restriction of a body looking outward from a particular position.[1, pp. 61–67]

Nor did she experience the body on the bed as the full extent of herself. It seemed too small to contain what she was experiencing. The pain and physical confinement had fallen away, while awareness remained vivid. She wanted to reassure her family that she was all right, but they could not hear her.

The striking contrast is between the helplessness visible to the people around her and the freedom she describes from within the experience. To them she was slipping away. To herself she seemed to be awakening into a much wider life.

The conversation down the corridor

One of the most arresting episodes concern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Danny and a doctor approximately forty feet from her bed, outside the intensive-care room. In her recollection, the doctor explained how extensive the illness had become and told Danny that she was unlikely to survive the night. She describes both the words and her husband’s anguish.[1, pp. 63–64]

When she later regained consciousness, she says she recognised Dr. Chan and identified him as the doctor who had treated her breathing difficulties during the night. In the memoir, he was surprised: she had been in a coma, with her eyes closed. After he left, she asked Danny about the bleak prognosis. Danny’s response, as she records it, was astonishment that she knew about a conversation that had occurred down the corridor.[1, p. 80]

She also recounts identifying the nurse who had struggled to find her veins. According to the book, her brother subsequently confronted him about what he had said, and the nurse apologised, surprised that she had heard him. Over the following days she says she described procedures and conversations from around the bed, down the hall, and in waiting areas.[1, p. 81]

These details give the account more substance than a general declaration of having felt peaceful or seen a light. They concern events in the shared world, involving people who could in principle confirm or dispute them.

The memoir records Moorjani’s account of these confirmations, but there is also a separately reported witness check: researcher Janice Miner Holden communicated with Danny, who, according to a case review in 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s Psi Encyclopedia, confirmed the corridor incident and Moorjani’s awareness of her brother travelling to Hong Kong.[15] That is stronger than an uncorroborated memoir anecdote, although the publicly available summary does not supply a contemporaneous recording of the conversation or a blinded test. Ordinary hearing may account for some bedside details; the reported distant conversation raises harder questions about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timing.

Anoop,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Then there is her brother, Anoop. Moorjani says that, while her awareness seemed to extend beyond the hospital, she became aware of him on an airplane, far away, urgently travelling to Hong Kong. She felt his anxiety and wanted to reassure him. The prospect of his arriving only to find her dead affected her deeply.[1, p. 64]

The memoir supplies a second remarkable detail. Anoop was living in Pune, India. According to the family sequence she recounts, he had felt something was wrong and arranged to travel before anyone told him that she was in a coma and might be dying. Flights from Pune were full, so he booked a departure from Mumbai and made the roughly four-hour journey there by car. When Danny called Anoop’s home to urge him to come, Anoop’s wife Mona said he was already on his way.[1, p. 77]

Mona, who was Buddhist, then organised others to chant for Anita’s healing. In Hong Kong, their mother prayed for her daughter. The book brings these separate places together around the same crisis: the hospital, the home in India, the journey to Mumbai, and the flight.

When Moorjani awoke, Anoop was there. She remembers seeing his suitcase behind him. What she reports having perceived while apparently unconscious now had a counterpart beside the hospital bed.[1, pp. 79–80]

The account does not provide a controlled test excluding every ordinary way she might have anticipated his journey. Nevertheless, the later case review reports that Danny confirmed this aspect to Janice Miner Holden as well.[15] The combination of her reported awareness of the flight and his arrival is therefor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while the timing and limits of that corroboration remain important.

The father and friend who had died

Her experience did not stop with the living. Moorjani describes recognising her father, who had died ten years earlier, and her close friend Soni, who had died of cancer about three years before. She did not portray these encounters simply as seeing familiar physical bodies. Re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seemed immediate, conveyed through feeling and understanding rather than spoken sentences.[1, pp. 66–67]

Her encounter with her father carried a particular emotional significance. During his life, cultural expectations had sometimes made their relationship difficult. In this experience, those pressures no longer stood between them. What she felt was unconditional love. She understood him to have remained connected with the family through the years after his death.[1, pp. 73–74]

With Soni, the sense of communion was so intimate that Moorjani describes their essences merging. She felt that her friend was available to her loved ones without being restricted to one location. The experience suggested to her that death had not destroyed the relationship; the separation lay partly in the limitations of ordinary perception.

She also describes a scene resembling another lifetime with Anoop. In that setting, she was the older, protective sibling, caring for him in a rural home while their parents worked in the fields. Although the scene appeared historical, she says it felt present rather than like a memory of something long finished.[1, p. 67]

These are subjective encounters, not independently verified identifications of an unknown deceased person. Yet they explain why her experience persuaded her so deeply that bodily death is not annihilation. Within it, the dead were neither absent nor merely remembered. They were encountered as living presences.

The threshold and the return

Moorjani describes reaching a boundary beyond which she understood that returning would no longer be possible. She felt reluctant to resume life in a body so damaged by illness. Then, she says, she knew that returning would not mean continuing the same ordeal: she would recover.[1, pp. 74–76]

She also describes a deeply altered sense of time. Past, present, and possible futures seemed accessible together. Her understanding of her relationships appeared as an interconnected whole. Alongside this came the recognition that she existed without the familiar labels of body, race, culture, or religion—and seemed vastly greater than the identity those labels had defined.[1, pp. 67–70]

On the afternoon of February 3, she began to awaken. Her family’s relief met the certainty she felt from the experience. The woman who returned would eventually tell her story to people far beyond that hospital.[1, pp. 79–80]

“Here I am”: boundless awarenes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Being

The extraordinary perceptions are only part of Moorjani’s account. At its centre is a discovery about what she felt herself to be. The familiar identity—an ill woman, a wife, a daughter, a person shaped by a particular culture—no longer seemed to contain her. Yet she did not experience this loosening of identity as unconsciousness or disappearance. She describes a greater immediacy of existence.

On page 69, she expresses the discovery in unusually direct terms:

“Here I am without my body, race, culture, religion, or beliefs . . . yet I continue to exist! Then what am I? Who am I?”

What remained, she writes, did not feel like a diminished remnant of the person she had been. It felt greater, more intense, and more expansive. She experienced her essence as eternal, without beginning or end. On the following page, she describes “becoming the crystalline light of my own awareness.” These are her descriptions of how existence appeared within the experience.[1, pp. 69–70]

This is why I understand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her experience through what AtR calls I AMness: the direct, nonconceptual certainty of Being or luminous Presence. It is more than adopting a belief that one possesses a soul. In her telling, she recognised an immediacy of existence that seemed independent of the attributes through which she had previously defined herself. “I AMness” is my contempl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passages, rather than the terminology she uses in the book.

Alongside this recognition was an oceanic expansion. On page 64, she describes filling every space until separation seemed to disappear: “I encompassed—no, became—everything and everyone.” Her husband’s fear was experienced with such intimacy that it felt as though she became him. Later, the presence of her deceased friend Soni was experienced as a merging of essences. The centre from which she ordinarily perceived the world no longer seemed bounded by her skin.[1, pp. 64–67]

“Oceanic” is a useful descriptive word here: awareness felt vast, inclusive, and inseparable from what appeared within it. She describes an interconnectedness extending beyond people to animals, plants, mountains, seas, inanimate things, and the cosmos. Everything seemed alive with consciousness and part of an infinite Whole. Love was experienced as unconditional, requiring no achievement, conformity, or proof of worth.[1, pp. 65–70]

Her language about God similarly moves from a separate figure to a mode of existence:

“God isn’t a being, but a state of being . . . and I was now that state of being!”

She presents this as a recognition arising in the experience, rather than an answer supplied by an external voice. It belongs with her striking observation that the transition felt less like travelling somewhere else than awakening from a restricted way of experiencing reality.[1, pp. 65, 68]

In the next chapter, she offers an analogy: imagine exploring a huge, dark warehouse with a flashlight. The narrow beam reveals one small area at a time. Then the lights come on, and the conte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become visible together. This is her metaphor for the change in awareness, not a literal warehouse she visited. Returning to ordinary perception did not erase her conviction that the larger field was there.[1, pp. 71–73]

There are therefore two closely related features to appreciate: the certainty of Being beneath the familiar personal identity, and the expansive sense that everything belongs to one indivisible whole. Both can be life-changing. Whether the luminous Presence is itself seen to be empty of inherent existence is a further question, which we will return to below.

More from Moorjani’s own words: eternity, awakening, and the infinite Whole

Her account becomes even more revealing when the words of recognition are read together with the descriptions of expanding beyond bodily boundaries. On printed page 69, immediately after asking who she is without her body, race, culture, or beliefs, Moorjani emphasises that the absence of familiar identity did not mean diminished existence. She writes:

“I certainly don’t feel reduced or smaller in any way.”

She continues, describing not only increased awareness but a sense of timeless Being:

“I felt eternal, as if I’d always existed and always would without beginning or end.”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lines lies in the recognition of existence itself. She was not merely looking at an unusually bright object, imagining a boundless space, or entertaining an idea of immortality. As she recounts it, with the usual personal attributes absent, Being was unmistakably present and seemed immeasurably greater than her ordinary identity.[1, p. 69]

Her account is equally clear that this did not feel like an excursion by a separate observer to a distant location. On page 65, she writes:

“It didn’t feel as though I’d physically gone somewhere else—it was more as though I’d awakened.”

She describes expanding through the hospital and beyond the apparent limits of time and space, encompassing both this existence and what she perceived as another realm. The same awareness of her husband’s distress and her brother’s journey was experienced within this expansion. Her oceanic Presence was not merely a vast emptiness devoid of appearances; her account includes people, their feelings, the surrounding world, and a sense of the entire cosmos belonging to an indivisible consciousness.[1, pp. 64–66]

On printed page 70, Moorjani goes beyond human relationships to describe an interconnectedness embracing living beings, plants, mountains, the sea, inanimate objects, and the universe as a whole. She sums it up with a short sentence:

“Everything belongs to an infinite Whole.”

This is the oceanic, all-pervading aspect of her account: the centre from which she ordinarily looked out onto a separate world seemed to have fallen away, while the whole field of existence was intimately included. Alongside the grandeur of this perception was a simple recognition about her own existence and worth. On the same page, she writes:

“I’m loved unconditionally, for no other reason than simply because I exist.”

The combined descriptions are important. Moorjani speaks both of an immediate recognition of Being and of a vast, all-inclusive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AtR framework, the first recalls the certainty of I AMness; the second resonates with its oceanic expressions. These are interpretations of her testimony, not claims that she herself adopted AtR terminology or explicitly asserted attainment of any Buddhist stage.[1, pp. 69–70]

In her 2013 TEDxBayArea talk, Moorjani also described this expanded, nonlocal awareness in a vivid phrase: “It was like wherever I put my awareness, there I was.” She explained that she felt aware of her brother travelling from India while her body remained in Hong Kong, and described sharing consciousness with the people around her. Her later public account therefore reinforces the emphasis on all-pervading awareness found in the memoir.[26]

John Tan on two oceanic expressions of I AMness

John Tan (Thusness) describes this territory with unusual precision in Buddha Nature is NOT “I Am”. After distinguishing the strong sense of individual identity, he describes these further experiences:

“3.2 An oceanic experience free from conceptualization.

This is due to the practitioner freeing himself from conceptuality, from labels and symbols. The mind continuous disassociates itself from all labeling and symbols.

3.3 An oceanic experience dissolving into everything.

The period of non-conceptuality is prolonged. Long enough to dissolve the mind/body ‘symbolic’ bond and therefore inner and outer division is temporarily suspended.”

These distinctions help explain why Moorjani’s account cannot be reduced to a person merely seeing a light. The dropping away of identity and symbols resembles what John calls an oceanic experience free from conceptualisation. Her description of becoming everyone and everything, rather than standing apart from them, resembles his further description of oceanic dissolution into everything.[10]

John’s distinction also requires care: I AMness realisation is not merely an oceanic experience, however clear or blissful. It is the direct, doubtless discovery of Presence or Being itself—an immediate, non-inferential certainty of existence. In the oceanic mode described here, this Beingness seems boundless, infinite, and all-pervading, no longer confined to the usual sense of a person located inside a body. Moorjani’s first-person recognition of existing without the attributes of personal identity, together with her sense of becoming everything and everyone, strongly suggests this depth of recognition. Calling it I AMness remains my AtR interpretation of her testimony, rather than a classification she makes herself.[1, pp. 64–70][19]

Precisely because this discovery is so immediate and certain, it can seem, in John Tan’s words, “more real than real.” This is not simply a blissful sensation that someone later mistakes for the truth; it is the unmistakable realisation of Being. Yet without penetrating its nature, our ingrained ignorance of emptiness almost inevitably reifies that luminous Presence as the Ultimate: an eternal, independently existing Consciousness, Ātman, God, or background Source behind all phenomena. The certainty of Presence is authentic; the assumption that it therefore exists inherently is the error. John’s emphasis is not on discarding the recognition, but on deepening wisdom until the presumed agent behind experience and the projection of Awareness as an independent ground are seen through. Anatta and the further realisation of emptiness disclose that even luminous Beingness is empty of inherent existence. Such insight is necessary for liberation; it does not negate the radiance or knowing of appearances, which remain vividly present.[10][11][27]

This preserves the distinctiveness of Moorjani’s testimony: the doubtless recognition of Being, its oceanic and all-pervading expression, and a profoundly altered understanding of love and existence. Her account can be appreciated for its depth without conflating the realisation of luminous Presence with the further wisdom that realises its empty nature.

The recovery: what the book actually records

Her recovery is remarkable not only in her recollection, but in the clinical chronology reproduced in Dying to Be Me. Moorjani was admitted on February 2, 2006, after nearly four years of Hodgkin lymphoma. Dr. Peter Ko, an oncologist who subsequently travelled to Hong Kong and examined her original hospital file, reported an admission diagnosis of stage IVB lymphoma. His account sets out the severity of her condition, the treatments begun that night, and the exceptionally rapid improvement that followed.[1, pp. 97–102]

Ko describes a patient in extreme difficulty: extensive lymph-node enlargement, serious breathing problems, large skin ulcers, and failing organ systems. On the night of admission, approximately two litres of fluid were drained from her chest, and three drugs from a planned seven-drug chemotherapy regimen were started. His summary says the treating doctors considered intervention her only chance, despite the risks of chemotherapy in that condition.[1, pp. 99–100]

Then the course changed. By February 3 she had awakened; on February 4 she wanted the feeding tube removed and asked for her iPod. On February 5 she was joking with the doctors, asking whether they wanted to join the party. She left intensive care on February 6. Ko reports that much of the swelling in her face and neck had resolved, the enlarged lymph nodes had begun to soften, and she could turn her head again.[1, p. 100]

The extent of the early tumour regression is especially striking. In her original NDERF follow-up, Moorjani reported that her visibly enlarged lymph nodes had shrunk by approximately 80 percent around four days after chemotherapy began. The memoir supplies a second, clinically grounded account: on printed page 102, Moorjani describes findings that Dr. Ko drew from her hospital records. According to that account, the file documented tumours as large as lemons at admission, yet at least a 70 percent reduction in their size several days later. Ko’s separately reproduced day-by-day chronology describes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by February 6, including the resolution of much facial and neck swelling and the softening of previously massive lymph nodes.[1, pp. 99–102][2]

These are complementary accounts of the same extraordinary early improvement, rather than conflicting claims that all cancer disappeared in four days. The approximately 80 percent estimate refers to visibly enlarged lymph nodes in the early NDERF testimony; the at least 70 percent figure is presented in the memoir as a finding arising from Ko’s medical-record review. In a 2014 CNN interview, Moorjani again described roughly 70 percent tumour shrinkage within four days. The original measurements and scans are not reproduced in these publications, so an outside reader cannot independently recalculate the percentages. Nevertheless, the claims have substantially more support than an unaided recollection: the published account incorporates a physician’s review of hospital records, a dated clinical chronology, and later diagnostic findings.[1, pp. 100–102][2][23]

The subsequent investigations further support the extent of her recovery. Moorjani recounts a negative bone-marrow biopsy and the radiologist’s difficulty locating an enlarged lymph node to sample. In Ko’s chronology, three ultrasound examinations found no obviously pathological lymph nodes, and a neck lymph node biopsied on February 27 showed no evidence of cancer. Her extensive skin ulcers also healed without the grafts that doctors had previously anticipated. These were clinical observations and test results, not merely a change in how she felt. The marrow and node samples assessed particular sites; the later whole-body CT-PET scan provided a broader assessment.[1, pp. 87–90, 100–101]

On March 9, after her second chemotherapy cycle, she went home. A week later she celebrated her birthday at Jimmy’s Kitchen. On March 26, she attended a wedding, danced, and drank champagne, before beginning her third cycle. Ko’s summary dates the clear CT-PET assessment to July 24, after six cycles; the remaining two planned cycles were stopped.[1, p. 101]

These dates distinguish the early recovery and negative biopsy from the later completion of treatment and final scan. The earlier narrative on page 90 compresses these events; the dated chronology on pages 100–101 makes clear that chemotherapy continued after the March discharge.

Ko’s conclusion was stronger than a passing expression of surprise. The book reproduces his statement:

“Her recovery was certainly ‘remarkable.’ Based on my own experience and opinions of several colleagues, I am unable to attribute her dramatic recovery to her chemotherapy.”

Ko also suggested that an unknown, perhaps nonphysical process might have affected cancer-cell behaviour. That proposed mechanism was his speculation. But his central medical judgment was emphatic: having examined her hospital file, he did not believe the speed and extent of the dramatic recovery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chemotherapy she received. He explicitly regarded a cytotoxic-drug explanation as unlikely. The memoir gives his reasoning and chronology, rather than merely quoting a passing remark of surprise.[1, pp. 99–102]

A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was offered by Moorjani’s treating oncologist-haematologist, Dr. T. K. Chan, in a February 3, 2007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terview. Chan acknowledged that she was critically ill and that her recovery was remarkable, but attributed the improvement to emergency drainage of fluid from her chest and chemotherapy. He also noted that Hodgkin lymphoma can respond dramatically to chemotherapy, and that because she received treatment, the recovery could not scientifically be assigned to her spiritual experience.[16]

There is therefore a substantive disagreement between two physicians familiar with the case. Chan stressed that Hodgkin lymphoma can respond dramatically to chemotherapy and that emergency chest drainage probably saved her life during the initial crisis. Ko focused on how swiftly such extensive lymph-node enlargement receded while she recovered from a life-threatening state of organ dysfunction. Both acknowledged an extraordinary clinical turnaround, but they drew different conclusions about how adequately conventional treatment explained it. The medical-record findings described in the memoir warrant serious consideration alongside Chan’s explanation.[1, pp. 99–102][16]

The conclusion is not that chemotherapy cured every trace of cancer in four days: treatment continued for six cycles, and the clear CT-PET scan was dated July 24. Nor does the coincidence of treatment and the NDE tell us which factor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rapid early regression. What the reported medical evidence does show is an exceptionally fast and substantial reduction in tumour size—described as at least 70 percent within days from Ko’s hospital-file review, and approximately 80 percent in Moorjani’s early description of the visibly enlarged nodes—followed by striking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improvements. That is a meaningful basis for Ko’s assessment that her recovery was not adequately explained by chemotherapy, even as Chan’s contrasting interpretation remains part of the case.[1, pp. 99–102][2][16][23]

Important distinction: The NDERF questionnaire describes a life-threatening illness rather than documented clinical death. Moorjani’s experience arose during a coma while her heart was still beating; it should not be described as recovery from brain death. [2]

Sam Parnia’s research: experiences that can be investigated

There is a natural next question: have researchers encountered comparable reports through hospital studies, rather than only through memoirs? Dr. Sam Parnia and his colleagues have investigated experiences reported by people resuscitated after cardiac arrest. Their work gives us concrete cases to consider.

In their 2014 AWARE study, a 57-year-old man described observing his resuscitation from an upper corner of the room. He recalled an automated instruction to shock the patient and described a bald, stocky medical worker wearing blue. The researchers reported that medical records corroborated people, sounds, and activities in his account. The defibrillator’s operating sequence suggested an interval extending up to approximately three minutes during cardiac arrest and CPR.[3]

This is a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example because it concerns events that could be compared with a medical record. The arrest occurred outside an area equipped with the study’s concealed visual targets, so it was not a successful hidden-image test. Nor did the case establish an electrically silent brain through contemporaneous EEG. Its significance is the reporte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emembered events and the resuscitation, with timing inferred from the equipment’s protocol.[3]

The later AWARE II study (2023) also documented recalled experiences during cardiac-arrest resuscitation and recorded EEG patterns consistent with possible cognitive activity during CPR. Its concealed visual image was not identified by any participant; one participant identified an auditory stimulus in a separate test, without a verified out-of-body observation. These findings invite further investigation, but do not verify consciousness operating independently of the brain. Cardiac-arrest research provides a useful comparison, not a direct test of Moorjani’s experience in a coma.[14]

Readers who wish to investigate the wider survival question can consult 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s Psi Encyclopedia overview of postmortem survival. It discusses NDEs alongside mediumship, children’s reported past-life memories, and other proposed evidence, while identifying interpretive problems in moving from unusual experiences to actual survival after death. It is a specialist overview of a disputed field, not a scientific consensus statement; individual claims should still be followed back to their original reports.[4]

Readers who would like a broader, more affirmative catalogue can also explore Evidence for the Afterlife. It gathers reports concerning near-death experiences, deathbed visions, apparitions, mediumship, and children’s past-life memories, with links to older case literature. Its author argues openly for survival, and some interpretations are speculative; the greatest value is in using it to locate and examine the individual cases and original reports for oneself.[20]

For me, the appeal of a cumulative case is that different kinds of report raise related questions from different directions. Its strength depends on the quali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underlying evidence. A detailed, corroborated observation carries more weight than a striking claim repeated across many websites. That is why the individual stories and their records deserve close attention.

Why “just a hallucination” does not settle the question

A sceptical reader may reasonably ask whether a mind in crisis can generate an intensely convincing world. The felt reality of an experience, by itself, cannot settle its origin. Neither beauty, certainty, nor lasting transformation automatically establishes that someone perceived events outside the body.

But there is another question: what if an account contains accurate information about events the person apparently could not ordinarily observe? An explanation then has to address the in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feeling of having an experience. Calling something a hallucination does not establish how a particular description came to match an external event.

In Moorjani’s memoir, the most relevant details are the exchange between Danny and the doctor down the corridor, her recognition of the doctor after awakening, and her reported awareness of Anoop’s flight. Her book records Danny’s astonishment when she repeated the prognosis: the conversation had happened away from her bed. She also describes the nurse’s surprised apology after her brother challenged him about what he had said while attending to her.[1, pp. 63–64, 77, 80–81]

These are specific claims about people, speech, and circumstances. The later report that Danny confirmed the corridor conversation and her awareness of Anoop’s journey to a researcher strengthens the witness basis beyond the memoir alone.[15] It is still retrospective testimony rather than a contemporaneously documented, blinded experiment. This is why I give the episodes serious attention while distinguishing reported corroboration from proof of perception independent of the brain.

AccountWhat makes it relevantWhat was checked or reported
Moorjani: corridor conversationReported access to a conversation approximately forty feet from the bed.The memoir records Danny’s surprise. A later research review reports that Danny separately confirmed the event to Janice Miner Holden; this is retrospective witness testimony, not a timed experiment.[1][15]
Moorjani: Anoop’s journeyReported awareness of her brother travelling from India.A later account likewise reports that Danny confirmed Moorjani’s awareness of Anoop’s journey. Prior expectations and the precise timing of knowledge have not been conclusively excluded.[1][15]
AWARE resuscitation caseReported observation from above.Researchers reported corroboration against medical records. This concerned the resuscitation room, not a distant hospital location.[3]

A separate example appears in the 2001 Lancet paper by Pim van Lommel and colleagues. A nurse recounts removing a deeply unconscious patient’s upper dentures during resuscitation and placing them on a resuscitation trolley. More than a week later, the patient recognised the nurse and described where the dentures had been put, including the trolley’s bottles and sliding drawer. The nurse also reports that the patient accurately described the room and people present, saying he had observed events from above. This is witness testimony reproduced in the paper, not a concealed-target experiment, and it belongs to the Dutch researchers’ report rather than Parnia’s.[5, p. 2041]

Such cases raise a more precise challenge than a general report of light or peace. We should ask what information was recorded, who confirmed it, when it was acquired, and whether hearing, prior familiarity, later conversation, or reconstruction could account for it. Those are questions to investigate, not explanations that become established merely by naming them. Equally, an unexplained detail does not automatically establish survival after irreversible death.

My argument is cumulative: reports of apparently extended perception deserve to be considered alongside encounters with deceased people and other evidence suggestive of survival. I find that cumulative case persuasive. Readers can examine its components without first adopting my conclusion. The strongest invitation to reconsider disbelief is a concrete account that withstands scrutiny.

Yuan Yin Lao Ren: the bardo body and the five powers

The abilities Moorjani describes also invite comparison with Buddhist accounts of the intermediate state, or bardo (中阴). Seeing beyond the immediate surroundings, hearing at a distance, directly knowing another person’s feelings, and seeming to move beyond ordinary spatial restrictions are familiar themes in teachings about the bardo being.

Yuan Yin Lao Ren discusses this in Unveiling the Heart Sutra (《心经抉隐》), in the section on the emptiness of phenomena and non-abiding. He describes the intermediate body as arising through self-grasping after the physical body has broken down, before the next birth. The following excerpts are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text:[6]

“Once a person has died, the physical body has broken down and the four great elements have dispersed. This body can no longer be used: the house has fallen apart, and one must move. At this time, because of grasping at a self, an intermediate-state body arises.”

“In this interval, the seventh consciousness, manas—self-grasping—clings to the notion that ‘I exist’; with that comes ‘my body.’ Thus, an illusory, insubstantial body arises from mind, called the intermediate-state body. The human physical body is predominantly of the earth element and is heavy and gross, whereas the intermediate-state body is predominantly of the wind element and is subtle and insubstantial.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enclosed by a fleshly body, it possesses the five supernormal powers.”

Here the five powers are the conventional Buddhist categories below. The right-hand column offers comparisons with Moorjani’s testimony; it does not claim that she has been shown to possess these powers in their full traditional sense.

Traditional powerPossible parallel in Moorjani’s account
Divine eye · 天眼通
Vision beyond ordinary visual limits
Her reported awareness of events beyond the bed and of Anoop on the airplane.
Divine ear · 天耳通
Hearing beyond ordinary auditory limits
The conversation she says she perceived down the corridor.
Knowledge of others’ minds · 他心通Her description of directly feeling Danny’s and Anoop’s fear, rather than merely observing their expressions.
Recollection of former lives · 宿命通The scene she interpreted as another lifetime with Anoop. That scene was not independently verified.
Supernormal mobility and transformation · 神足通Her sense that awareness was no longer restricted to one bodily location. This is a looser resemblance, not a demonstration of the full range of abilities traditionally described.

This comparison is striking because the Buddhist description makes enhanced capacities compatible with continued delusion. In Yuan Yin Lao Ren’s account, a being may be free of the gross physical body’s restrictions yet remain subject to karmic conditioning and self-grasping. The passage goes on to describe latent tendencies becoming active, attraction to appearances, and renewed birth through attachment.

Thus, extraordinary perception is not the decisive issue for liber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list of six supernormal knowledges, the sixth—āsravakṣaya, 漏尽通, the knowledge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aints—i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first five. Yuan Yin Lao Ren explicitly makes this distinction elsewhere in the same discussion.[6]

He therefore turns the reader back towards practice while alive. In the cited passage, he urges recognition of appearances as dreamlike, without chasing, craving, or grasping at them, and concludes:

“It is precisely this accomplishment—being neither controlled by circumstances nor driven by karma—that constitutes genuine freedom from birth and death. This is called ‘non-abiding nirvana.’”

His language describes a conditioned process involving consciousness and attachment; it should not be turned into a permanent soul hiding inside the body. Nor should a near-death episode automatically be identified with the postmortem bardo. Moorjani returned to her living body, and Buddhist traditions differ in their accounts of an intermediate state. The point is a meaningful resemblance to this particular Buddhist explanation, not an established identity between the two.

For the wider argument, the distinction is valuable: testimony suggestive of survival, descriptions of unusual powers, and the wisdom that frees one from grasping concern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path. One can find the afterlife case persuasive without mistaking survival—or even an extraordinary luminous opening—for the completion of awakening.

How Buddhist traditions differ on the intermediate state—and Ajahn Brahm on no-self

The antarābhava (Sanskrit; Chinese: 中有 or 中阴), an intermediate existence between death and rebirth, is broadly accepted in mainstream Mahāyāna traditions, including East Asian Buddhism, and in Vajrayāna, especially Tibetan teachings on the bardo. Their detailed descriptions are not identical. Classical Theravāda Abhidhamma, by contrast, generally rejects an interval between death and rebirth and teaches immediate rebirth-linking consciousness. That difference should not be inflated into the claim that every individual Theravādin rejects intermediate states: the early sources have been interpreted differently, and Buddhist schools debated the matter long before modern NDE reports.[31]

Ajahn Brahmavamso is a particularly clear example. In his recorded talk Reborn … Again! (18 June 2004), when asked whether there can be a delay between rebirths, he says it may be immediate or occur after days or years, and explicitly disagrees with Theravāda specialists who deny any interval: “There is space between rebirths.” He describes a temporary, mind-made, ghost-like existence while awaiting another rebirth. This is his own recorded teaching, not merely a second-hand attribution.[35]

An earlier recorded talk, Kamma and Rebirth (24 May 2003), makes an important distinction: he says a being may be reborn immediately into a ghost realm for a few days before another rebirth. Thus he accepts a temporary postmortem existence but does not necessarily classify it in precisely the same way as a Tibetan bardo or the classical Sanskrit antarābhava. The two talks are stronger evidence of his actual view than the earlier second-hand report and unauthenticated Q&A transcription. The online transcripts a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and may contain transcription errors; the linked recordings are the primary evidence.[36][32][33]

Equally,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infer from his view of rebirth or intermediate existence that Ajahn Brahm lacks insight into anattā. His own 2005 essay, Bāhiya’s Teaching: In the Seen Is Just the Seen, explicitly interprets the final part of the Bāhiya instruction as revealing that “there is no ‘doer’, nor a ‘knower’, behind sensory experience.” He also rejects locating a self in a transcendent reality beyond the seen, heard, sensed and cognized. This is a clear teaching of no-self, strikingly relevant to the AtR distinction between vivid Presence and a supposedly independent knower behind it. A published explanation cannot, by itself, establish or disprove anyone’s private spiritual attainment; the point is that his teaching should not be caricatured as endorsing a background self.[34]

Chögyal Namkhai Norbu: why the bardo may be seven times clearer

The Dzogchen master Chögyal Namkhai Norbu offers a closely related explanation in Dream Yoga and the Practice of Natural Light. Speaking with Michael Katz about the transition through death and the value of dream practice, he compares the bardo of existence—the intermediate state in which rebirth has not yet occurred—with the dream state. He explains that in these states the functions of awareness need not depend upon the physical sense organs in the same way as during waking life. He then says, in a traditional Tantric formulation:

“For this reason we have seven times the amount of clarity in the bardo than we have during our lives.”

Norbu is not saying that ordinary sleep is seven times clearer than waking, nor that the number seven is a laboratory measurement. He is describing the heightened vividness attributed in Tantra to the postmortem bardo of existence. This helps explain why Dzogchen practitioners cultivate awareness in sleep and dreams: recognising experience as it unfolds without ordinary sensory support may prepare them for the transitions associated with death. In the same teaching, Norbu distinguishes the possibility of liberation through recognition from simply continuing through the bardo under the influence of karma. [28]

Read alongside Yuan Yin Lao Ren, the point is not that extraordinary clarity guarantees enlightenment. Rather, vivid perception without the physical body and liberating wisdom are different matters. Moorjani’s account has some striking parallels with these traditional descriptions, although her near-death experience should not automatically be identified with a postmortem bardo.

Robert Aho: he did not merely see the light—he was the light

A second account brings the contemplative question into particularly sharp focus. Buddhist practitioner and author Robert Aho recounts an extraordinary near-death experience during a heart procedure in 2016, followed by a smaller episode in 2021. His account is discussed in AtR’s Near Death Experiences and Bardo: Buddhist Dies and Spends an Eternity in the Light, then Comes Back to Share this Message; his own writing also reflects on its significance.[7][8]

Not looking at the light, but recognising himself as the light

Aho had spent years contemplating death. As the heart procedure began, he thought he might not survive and waved goodbye. He then describes an instantaneous shift. He did not pass through a tunnel, travel toward a brilliant object, or see a luminous being standing somewhere ahead. In the interview, his words are unmistakable: “I became that light for an eternity.” The ordinary person he had taken himself to be was absent; there was no observer standing apart from the brilliance. He describes the light and himself as without difference.[9, 7:16–9:30]

This is a much more radical description than the ordinary NDE image of a person encountering light. He attempts to convey a radiance more intense than a million suns, yet it was not physical light painfully striking the eyes. It was a condition of boundless awareness, utter openness, love and compassion. Nothing seemed hidden; the essence of things appeared immediately evident. Ordinary spatial restrictions and the usual distinction between someone knowing and something known were not present in his description.[9, 9:30–10:49]

He also explains that this did not feel like a very long episode measured in earthly minutes. He calls it eternity because ordinary time did not apply. Rather than consciousness located inside a finite personality looking outward, he describes an all-encompassing condition of awareness extending beyond the familiar boundaries of personhood, time and space. He calls this the Source, and at various points names it the dharmakaya light—his own Buddhist interpretation of what he underwent.[9, 10:08–12:49; 21:48–22:06]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wareness and consciousness is also noteworthy in his telling. Later, when describing the painting he made of the event, he says he was fully aware within the white light, but would not call it “consciousness” in the ordinary sense. He reserves that word, in this explanation, for the more differentiated patterns that appeared as the next phase unfolded. This is how Aho explains his experience, not an established scientific classification of consciousness.[9, 29:45–32:56]

Dimensions of existence: the Source, an energetic realm, and ordinary embodiment

Then colours, swirling luminosities, vibrations and forms resembling bubbles began to appear. At first they seemed distant and faint compared with the immensity of the light; to ordinary human perception, he says, even these subtler appearances would be extraordinarily bright. Aho connects this phase with the sambhogakaya, or what he calls the energetic dimension. He says he became aware of what seemed like an immense multiplicity of realms: other universes, parallel universes, heaven-like regions, and forms of life or possibility not restricted to our familiar cosmos.[9, 19:00–20:28; 29:45–33:35]

In his description, our enormous physical universe is merely a tiny, dim speck within a far wider expanse of possible existence. The bright Source itself is not pictured as one exceptionally large region within that expanse: he portrays it as immeasurable, beyond any perimeter. His later essay Dense Realm develops the same account, using the three kayas to distinguish limitless dharmakaya, the vast sambhogakaya-like domain of appearances, and the dense physical world associated with nirmāṇakāya.[18]

These are Aho’s own descriptions and uses of Buddhist terminology, not necessarily the technical meanings of the kāyas. In the Buddhist teaching on the bodies of a Buddha, dharmakāya is the truth body: the fully awakened wisdom of a Buddha and its empty nature, inseparable from the realization of emptiness. It is not simply the experience of immense light, or an all-pervading consciousness felt to be the ultimate Source. Likewise, sambhogakāya refers to the enjoyment body of a Buddha, rather than every luminous, colourful or energetic dimension that might be experienced in meditation or an NDE. The Dalai Lama explains this distinction in his account of the truth body and enjoyment body.[24]

Aho’s testimony of what he calls the Source, energetic realm and multiple universes can therefore be appreciated on its own terms without assuming that these experiences establish attainment of the dharmakāya or sambhogakāya in their full Buddhist sense. Nor are these descriptions independent astronomical evidence for parallel universes.[18]

Returning from timelessness and reconstructing a person

As colours and differentiated appearances arose, Aho gradually remembered that he had once been a human being. Returning to bodily life was not immediately appealing, particularly because of the chronic pain he had endured. Yet he recounts a compelling impulse of compassion: he felt he had work to do for others. He interprets this as bodhicitta, the wish to awaken for the benefit of beings.[9, 12:59–15:59]

During his perceived return through the energetic realm, he recalls mantras and mudrās that he believed he had learned in other lifetimes. It seemed to take something like a hundred years to return—his way of describing subjective duration, not a century on the hospital clock. Then came an especially revealing feature: the need to reassemble the person. Memories, the habitual sense of self, past injuries, ways of speaking and even his northern Minnesota accent seemed to be put back together piece by piece. An architect by profession, Aho likens the formation of everyday personality to constructing a building.[9, 20:42–25:07]

He describes becoming aware of hospital staff and relatives before feeling fully returned to the body. As he moved his hands and chanted, a nurse remarked that he must be a Buddhist; when he opened his eyes, he replied, “You could be right.” He later says a nurse showed him an EKG tracing suggesting about five minutes of cardiac flatline. The tracing itself is not supplied, and an EKG cannot establish an absence of brain activity, so this remains his recollection rather than independently verified physiological proof of disembodied consciousness.[9, 25:14–28:34]

Could the reported five-minute EKG strip still exist? Possibly—in the hospital’s clinical records, a stored monitor trace, or a copy retained by Aho—but its existence and present availability have not been established. I could not locate a publicly accessible image or authenticated copy of the specific tracing. The most useful next step would be to ask Aho whether he retained it and, with his consent, request the 2016 procedure and resuscitation records from the treating hospital. The key details to verify are the actual waveform, timestamps, whether there was sustained asystole versus another rhythm or a monitoring interruption, and what resuscitation was performed. Until then, “five minutes of flatline” should remain explicitly attributed to his account, not presented as independently documented fact.[9]

Why this recalls I AMness—while not establishing final liberation

From an AtR perspective, the decisive feature is not the visual spectacle of extraordinary light, nor Aho’s apparent perceptions of other realms. It is his direct recognition that he was the luminous Presence itself, not a limited body or a person standing apart and looking at a light. The infinite, oceanic, all-pervading sense of Being he describes is highly characteristic of what AtR calls I AMness realisation: a direct discovery of luminous consciousness or primordial Presence. Here “primordial” denotes the vivid, fundamental-feeling immediacy of knowing; it does not by itself assert the realised wisdom of emptiness that Dzogchen associates with fully awakened awareness. Such recognition is far more than a colourful vision, trance or conceptual belief in a soul.[10][19]

Aho himself goes beyond simply reporting a wondrous state: while explaining why he returned, he says he had “awakened in that condition” and that reconstructing his former personality meant re-entering the limitations of ordinary embodied identity. That is his own assessment of what occurred, and it gives his account a recognitional dimension quite different from merely reporting an unusual light.[9, 22:21–24:53]

AtR also makes a more exacting distinction: an I AMness realisation is not merely an I AM-like experience. A brief opening into vast, silent, luminous Presence can come and go without the decisive, doubtless recognition of Being. Genuine realisation concerns what is directly understood, with certainty beyond conceptual inference; it is not measured by the brightness of a light or the intensity of bliss. In this sense, Aho's testimony is far more suggestive of a profound recognition than an account of simply seeing light. Whether it corresponds to a stable realisation in AtR's specific sense, however, cannot be certified from an interview alone.[19]

This is where I would distinguish Aho’s realisation from the full realisation of emptiness. His description is strongly suggestive of recognition of I AMness—boundless consciousness, primordial luminous Being, the immediacy of the Source—but it does not describe the further insight that consciousness itself is empty of inherent existence, with no self-existing agent, substance or ultimate background behind appearances. On the evidence of this account, I would not identify what he calls his dharmakāya experience with full realisation of the Buddhist dharmakāya. In the AtR article featuring Aho, John Tan explicitly cautions that the NDE light can be the brilliance of ālaya rather than realisation of the nature of mind; John’s dialogue with Sim Pern Chong below explains why even overwhelming Presence at death need not disclose anatta or emptiness.[8][24]

To be fair to Aho, he also warns in his own writing against reifying the light into an object or thing. I do not mean that he necessarily believes in a solid cosmic substance, nor can an interview settle everything he may have realised. The specific distinction is that recognising oneself as all-pervading luminous Being is not yet the same as realising the emptiness of that very luminosity. The latter is the liberating insight emphasised by John Tan and, in a different Buddhist formulation, by the Dalai Lama.[25][17]

There is nevertheless a close resonance with Moorjani's account: the loosening of bodily identity, immediacy of existence, boundless love, altered time and the conviction that familiar personality does not exhaust reality. Aho himself discourages seeking death in order to reach this state; he urges practice and awakening in life.[9, 22:06–22:28]

Sim Pern Chong and John Tan: Presence after death

These Buddhist reflections give a framework for considering what may happen when ordinary bodily conditions fall away, while keeping two very different questions apart: whether awareness continues, and whether its empty, nondual nature is understood. The following is the complete 2008 exchange between Sim Pern Chong (writing as Longchen) and John Tan (writing as Thusness). It is reproduced in full, with the original spelling and punctuation preserved, from the July 16, 2022 AtR article.[8]

Originally posted by longchen [Sim Pern Chong] — complete 2008 passage

Watched the video .. a bit. Desteni is quite popular in the new age scene.

Just my opinion...

When we die, the thoughts and emotions can be dissolve in the death process... and what is left is the non-dual , all pervading experience of Presence. Here is usually when a 'being' discovered that it is not just the thought and emotion. But, the understanding is not clear here.

For those on an enlightenment path, we sort of 'experience death' before physical death. This experience of death happens many many times while still physically alive. And with gradual experiences, we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reality better.

In another word, we become more efficient and discard those ways of dealings that are not very helpful... Something like that...

Thusness / John Tan replied — complete 2008 passage

Hi Longchen,

Must be having a challenging time sustaining the vivid presence of non-dual experience. Just to share with you some of my thoughts:

When we die, the thoughts and emotions that are karmically linked to the body are temporarily suspended. The contrast in experience that resulted from the dissolution of the ‘bond of a body’ gives rise to a more vivid experience of Presence; although the experience of Presence is there, the insight into its non-dual essence and emptiness nature isn’t there. This is similar to the experience of “I AM”. Thoughts and emotions will continue to arise and subside with the bond of ‘I’ and ‘Mine’ after death.

Awareness is always non-dual and all pervading; obscured but not lost. In essence all manifestation, transient (emotions, thoughts or feelings) is really the manifold of Presence. They have the same non-dual essence and empty nature. All problems lie not at the manifestation level but at the fundamental level. Deep in us we see things inherently and dualistically. How the experience of Presence can be distorted with the ‘bond’ of dualistic and inherent seeing maybe loosely categorized as:

1. There is a mirror reflecting dust. (“I AM”)
Mirror bright is experienced but distorted. Dualistic and Inherent seeing.

2. Dust is required for the mirror to see itself.
Non-Dualistic but Inherent seeing. (Beginning of non-dual insight)

3. Dust has always been the mirror ( The mirror here is seen as a whole)
Non-Dualistic and non- inherent insight.

In 3, whatever comes and goes is the Rigpa itself. There is no Rigpa other than that. All along there is no dust really, only when a particular speck of dust claims that it is the purest and truest state then immediately all other arising which from beginning are self- mirroring become dust.

The two complete passages above are presented as historical reflections by their named authors. The 2008 discussion appears in the 2022 AtR source alongside later commentary, which should not be mistaken for part of this exchange.[8]

The Dalai Lama: primordial wisdom at death is not liberation

A closely parallel explanation is given in Samsara, Nirvana, and Buddha Nature by the Dalai Lama and Thubten Chodron, excerpted in a separate AtR article. Discussing Dzogchen and Mahāmudrā, they explain why the mere emergence of the most subtle primordial mind at death does not itself free sentient beings from saṃsāra:

Dodrup Jigme Tenpai Nyima (1865–1926) and his disciple Tsultrim Zangpo (1884–c.1957), who were great Dzogchen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said that the mere presence of this primordial wisdom within us alone cannot liberate us. Why not? At the time of death, all other minds have dissolved, and only the primordial mind remains. Even though it has manifested in all the infinite number of deaths we have experienced in saṃsāra, that has not helped us attain buddhahood. These two sages say that in order to attain buddhahood, it is necessary to utilize the primordial wisdom to realize emptiness; only that will liberate us.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songkhapa’s view.

The point is not that the primordial mind or its clarity is unreal in the sense of nonexistent. Rather, without the wisdom realising emptiness, even the manifestation of profound luminosity at death remains insufficient for buddhahood. This accords with John’s insistence that experiencing Presence and realising its empty nature are different. The passage is a Buddhist doctrinal explanation, not a medical demonstration that the mind survives death. [17]

What this distinction means

First, experiencing Presence is not the same as understanding its nature. Sim proposes that as bodily-linked patterns fall away, a powerful, all-pervading Presence may become apparent. John makes the distinction still sharper: even if Presence becomes far more vivid, its nondual and empty nature need not have been realised. An extraordinary NDE can therefore be meaningful without being identical to liberation.

Second, the suspension of body-linked thoughts is not the ending of grasping. John speaks of some mental and emotional patterns being temporarily suspended, not a once-for-all destruction of conditioned consciousness. His subsequent reference to “I” and “Mine” indicates that identification and attachment can persist. Within his Buddhist understanding, a disembodied or postmortem experience of radiance would not in itself end the causes of further birth.

Third, the mirror-and-dust example traces three different ways of interpreting essentially vivid experience. In the first, a luminous mirror is imagined to stand apart from what it reflects: an I AM-style background knower is distinguished from transient thoughts and appearances. In the second, subject-object separation can fall away in experience, yet a subtle inherent mirror remains, with appearances treated as ways for a single underlying consciousness to reveal itself. In the third, dust is not something external to a pre-existing mirror: the appearances themselves are the vividness. The point is not that all things are made of a giant metaphysical Mirror, but that there is no independent, self-existing background consciousness behind them. This is how the image is to be read alongside John’s teaching on anatta and emptiness.[10][11]

Fourth, John does not deny radiance or consciousness. His insistence that everything arising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Presence is incompatible with construing anatta as blankness, unconsciousness, or nihilistic nonexistence. What is relinquished is the presumed subject or agent behind experience and the reification of knowing into an ultimate, separately existing background. When the sound is heard, the sound is vividly known; there need be no extra hearer standing behind it. The vividness is not subtracted. It is no longer misconstrued as a permanent entity.[11]

Finally, brilliance can itself become a distraction. In a later reflection reproduced on the same AtR page—not part of the 2008 exchange—Sim cautions against becoming enchanted by overwhelming luminosity and connects that enchantment with habitual imprints and possible rebirth. John's earlier warning about the brilliance of Presence raises the same issue: precisely what feels most convincing can obscure the need to investigate emptiness.[8]

A borderless experience can still be misunderstood

Sim’s account of his own initial recognition adds another distinction. In Buddha Nature is NOT “I Am”, he describes a thought-free, borderless Presence that was only subsequently interpreted as I AM. For him, the experience’s certainty did not mean that its nondual and empty nature had already been understood.[10]

John’s discussion in the same compilation follows that distinction between direct experience and subsequent interpretation. Recognising Presence can be authentic, while construing it as an unchanging ground behind appearances introduces a further assumption. An oceanic sense of being everything can retain this assumption even after personal boundaries dissolve. His later description makes the direction of insight clear:

“The Presence is still fully present, nothing is denied.”

The change is that ordinary sounds, movements, and sensations disclose that immediacy themselves; a separate background is no longer required. His point concerns understanding what awareness is, rather than extinguishing awareness.[10]

Radiance is not denied after anatta

This needs to be explicit, particularly for readers encountering Buddhist no-self for the first time. In No Awareness Does Not Mean Non-Existence of Awareness, John Tan states:

“There is no denial of clarity or luminosity, it is the singling out of luminosity that is the problem.”

The compilation repeatedly distinguishes knowing from a separately existing knower. It explains that clarity is inseparable from changing appearances and their conditions. Seeing, hearing, and sensing need not be divided into an underlying Awareness and something appearing inside it. Nor must their diversity be absorbed into one ultimate substance. John’s emphasis is on experiencing their vividness without imposing that division or foundation.[11]

Thus, anatta does not leave a dead, unknowing world after consciousness has been subtracted. The presumed subject or agent behind experience is seen through, along with the reification of consciousness into an ultimate background behind everything. Radiance is fully acknowledged, without treating it as a self-existing entity.[11]

The possible continuation of awareness beyond bodily dea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at awareness, and liberation from grasping are separate questions. This Buddhist distinction does not dismiss NDEs as possible evidence for survival; it cautions against equating even a profoundly luminous experience with the realisation of emptiness.

I AMness in NDEs: profound, but not final

There is a familiar contemplative dimension to these reports. What AtR calls I AMness realisation is not simply thinking “I exist,” watching an inner light, or temporarily enjoying a vast and peaceful state. It is a direct, doubtless realisation of Being or Presence itself: the unmistakable certainty of existence and awareness without needing concepts or inference. A luminous experience can prompt this discovery, but its occurrence alone does not guarantee the realisation. This distinction is important when interpreting both Moorjani and Aho.[19]

In my reading of NDE accounts, accounts evocative of this recognition are not uncommon, although their depth varies and cannot be classified reliably from brief descriptions. I have also personally spoken with someone who realised I AMness through an NDE. I mentioned that conversation in my earlier article, What Happens When We Die?, where I also recommended Moorjani’s Dying to Be Me. Here, “common” expresses my observation of these narratives, not a measured prevalence across all NDEs.[12]

That recognition deserves appreciation. A person may discover that awareness is not experienced as the small, frightened identity they had assumed themselves to be. The recognition can overturn the way life and death are understood. But its profundity does not make it the final realisation, nor does it by itself entail liberation.

As John Tan’s stages of insight explain, luminous Presence may still be understood as an enduring Self, Source, or underlying ground. The ordinary personality may have dissolved while a subtler assumption of inherently existing awareness remains. The absence of a familiar personal identity is therefore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as insight into anatta.[13]

Anatta is not merely becoming an infinite self. It concerns seeing through the presumed subject or agent behind experience, including the reification of consciousness into an ultimate background behind everything. This does not deny consciousness, radiance, or the vivid knowing of appearances. Emptiness further concerns the lack of inherent existence of all phenomena, including luminous awareness. Liberation cannot be inferred simply from the intensity of light, bliss, unity, or certainty.

This distinction is expressed succinctly in John Tan’s remarks reproduced in What Happens When We Die?:

“Blissfulness is the result of luminosity whereas liberation is due to prajna wisdom.”

His point is that a luminous experience can become another object of attachment unless its empty nature is realised.[12] It is possible to honour such an opening while recognising that further insight and actualisation remain necessary.

This also clarifies two questions that are often confused. Whether consciousness continues beyond bodily death is one question. Whether ignorance and grasping have been uprooted is another. Evidence for an afterlife would not, by itself, establish liberation from samsara.

The case becomes larger than one story

What makes Moorjani’s account compelling is the combination: reported awareness beyond the bed, the corridor conversation, recognition of medical staff, her brother’s journey, encounters with deceased loved ones, and a recovery that attracted medical interest. Each feature raises different questions. Together, they give a serious reader more to consider than a generic story of comfort in a crisis.

For an atheist or agnostic reader, I see such accounts as genuine reasons to reconsider the assumption that bodily death necessarily ends all experience. What matters is not simply that Moorjani described a luminous and deeply moving state, but that she also reported knowledge of events apparently beyond ordinary access: her husband’s conversation with the doctor, the conduct of hospital staff, and her brother’s journey. These details can be compared with witness accounts, just as prospective resuscitation research asks whether specific memories correspond to identifiable events. Such reports do not, 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 force a conclusion of survival; nevertheless, they make it a serious question for investigation rather than one to be dismissed simply because the experiences are extraordinary. A strong cumulative case requires carefully distinguishing the original testimony, subsequent confirmatio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and what remains uncertain.

There is also a separate line of inquiry in children’s reported memories of previous lives. For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ose investigations and the question of verification, see The Children Who Should Not Know: A Case for Rebirth. These cases do not verify Moorjani’s experience, but they bring another body of material to the larger question of continuity beyond one lifetime.

For Buddhists, however, the investigation need not stop with reading other people’s accounts. The tradition also teaches that rebirth can be known experientially through meditative cultivation. In the Mahāsaccaka Sutta (MN 36), the Buddha recounts entering the fourth jhāna and, with the mind purified, steady, and collected, deliberately directing it toward recollection of previous lives. He describes recalling successive births with their circumstances and details, then directing the mind toward knowledge of the passing away and reappearance of other beings. These are described as distinct knowledges developed with concentrated mind, not as conclusions reached solely by faith or philosophy.[21]

I have also described modern practitioners’ reports of such recollection on AtR. Sim Pern Chong (Longchen), whose discussion with John Tan is reproduced above, has recounted what he understood as detailed memories of previous lives, including a vivid scene as a soldier moving through a bombarded field in Europe. He described the cold, the physical exertion, the rifle, and the intensity of reliving the scene—not merely a vague mental picture. He has also related recollections of practising as a Tibetan Buddhist monk and of perceived karmic connections with people in his present life. As explained in my article On “Supernatural Powers” or Siddhis, and Past Lives, some of these recollections arose through samādhi and jhāna, experienced as an unusually vivid, whole-body remembering.[22]

Such first-person recollections are not the same kind of evidence as independently documented historical identification, and attaining the fourth jhāna does not automatically confer past-life memory. The Buddhist point is that these capacities are held to depend on cultivation and conditions; one may investigate through practice rather than accepting or rejecting them in advance. Nor is recollecting past lives equivalent to awakening: the Buddha’s account proceeds beyond remembrance and the vision of rebirth to the wisdom ending the taints. John Tan and Sim’s caution about luminous experience applies here too—unusual knowledge does not itself uproot self-grasping.[21][22]

An afterlife need not mean an eternal, unchanging soul. Within a Buddhist understanding, continuity and rebirth can be considered through dependent origination without positing a permanent self that travels intact from body to body. And continued existence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end of suffering.

For readers who have not yet read Dying to Be Me, I warmly recommend the complete book. I read it from beginning to end many years ago and found it deeply interesting; I trust many others will find it just as absorbing. The full memoir gives the events, relationships, and aftermath considerably more room than an article can. Its reach has also grown: the publisher’s description of the 2022 tenth-anniversary edition reported more than one million copies sold worldwide in 45 languages, while a 2026 biography published for Anita’s appearance at Beyond the Brain reports over two million copies worldwide in more than 45 languages.[29][30]

The invitation is therefore both to investigate and to practise. Investigate what these people report. Attend to the details that could be checked. Allow the possibility that familiar assumptions about consciousness are incomplete. Then turn the inquiry towards the self we take for granted, the awareness we may absolutise, and the grasping that continues even after a profound opening.

If death is not the end, the implications reach into this life: how we meet one another, how we care for those who are dying, and how seriously we take the work of awakening.

The light may change everything. The path still asks us to understand it.

Sources and further reading
  1. Anita Moorjani, Dying to Be Me: My Journey from Cancer, to Near Death, to True Healing (Hay House, 2012), especially chapters 7–11, printed pp. 59–102. The narrative is drawn from the memoir; page numbers refer to the printed edition, not the PDF viewer. These are memoir claims, including the conversations and medical summary reproduced there.
  2. NDERF, “Anita M NDE,” including follow-up questions and answers. Primary testimony on the reported perceptions, treatment chronology, and distinction from clinical death. Not an independently audited medical case report. The approximately 80% figure is the early reported visible-node reduction; in the memoir, Ko’s review of the hospital records is described as showing at least 70% tumour-size reduction within several days.
  3. Sam Parnia and colleagues, “AWARE—AWAreness during REsuscitation—A prospective study,” Resuscitation 85 (2014), 1799–1805. See pp. 1802–1803 and Table 2 for the corroborated resuscitation account.
  4. Psi Encyclopedia, “Post-mortem Survival”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Survey of major lines of inquiry, competing interpretations, and unresolved evidentiary questions. Specialist secondary overview; not proof of postmortem survival.
  5. Pim van Lommel and colleagues, “Near-death experience in survivors of cardiac arrest: a prospective study in the Netherlands,” The Lancet 358 (2001), 2039–2045. Nurse’s dentures account, p. 2041; full-text mirror.
  6. Yuan Yin Lao Ren, 《心经抉隐》 (Unveiling the Heart Sutra), opening discussion, “诸法皆空,不住相故,无所得故,” especially printed pp. 16–17 (PDF pages 24–25). English excerpts translate the cited original Chinese passage; the online edition has a minor wording difference in the intervening sentence about karmically conditioned appearances. The five-powers comparison is editorial, not a comparison made by Yuan Yin Lao Ren with Moorjani.
  7. Robert Aho, “Beginning at the End,” Timeless Luminosity. Author’s own account identifying his 2016 ND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his writing.
  8. Awakening to Reality, “Near Death Experiences and Bardo: Buddhist Dies and Spends an Eternity in the Light, then Comes Back to Share this Message” (July 16, 2022). Primary AtR archival location for the complete 2008 Sim Pern Chong / John Tan exchange reproduced verbatim above, and for Sim's separate later comments about enchantment by luminosity. Also includes Robert Aho material.
  9. Robert Aho interview transcript (the automatic transcription renders his surname “Ajo”). Timestamps identify passages used; paraphrases preserve his account without adopting all of his medical, metaphysical, or doctrinal interpretations.
  10. Awakening to Reality, Buddha Nature is NOT “I Am”. John Tan’s writings and dialogues; Sim Pern Chong’s account of borderless Presence.
  11. Awakening to Reality, No Awareness Does Not Mean Non-Existence of Awareness. John Tan’s explanations of radiance without reification.
  12. Soh Wei Yu, “What Happens When We Die?” Includes Soh’s personal report about an NDE-related I AMness realisation and John Tan’s distinction between luminosity and liberating wisdom.
  13. John Tan (Thusness), “Thusness/PasserBy’s Seven Stages of Enlightenment.” Framework for the editorial contemplative discussion, not an assessment by John Tan of Moorjani.
  14. Sam Parnia and colleagues, “AWAreness during REsuscitation—II: A multi-center study of consciousness and awareness in cardiac arrest,” Resuscitation 191 (2023), article 109903, DOI 10.1016/j.resuscitation.2023.109903. Prospective in-hospital cardiac-arrest study using audiovisual testing, EEG and cerebral-oxygenation monitoring. No positive visual target identification; one correct auditory stimulus selection in the implicit-learning assessment.
  15. Titus Rivas, “Near-Death Experiences – Paranormal Aspects,” Psi Encyclopedia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created 2021; updated October 10, 2026), section “Anita Moorjani.” The author reports that Danny confirmed the corridor episode and her awareness of Anoop’s journey in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with researcher Janice Miner Holden. This is independently reported witness testimony, not a published transcript of the interview or a prospective test.
  16. Hazel Parry, “A remarkable recovery, but was it mind over matter or modern scienc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3, 2007. Contemporary reporting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treating oncologist-haematologist T. K. Chan and reviewer Peter Ko; records their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chemotherapy, emergency chest drainage and the speed of recovery.
  17. Dalai Lama and Thubten Chodron, “Dzogchen and Mahāmudrā” excerpt in Awakening to Reality, from Samsara, Nirvana, and Buddha Nature (The Library of Wisdom and Compassion, vol. 3; Wisdom Publications, 2019), cited on AtR as Kindle p. 372. Publisher details. The quotation corresponds to the excerpt republished by Awakening to Reality. The source gives a traditional Buddhist account of death and liberation, not empirically verified evidence about the postmortem mind.
  18. Robert Aho, “Dense Realm,” Timeless Luminosity, March 26, 2026. Aho’s own later description of what he calls the light of dharmakaya, the energetic/sambhogakaya dimension, multiple universes and the relative physical realm. Autobiographical, interpretive testimony, not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of those cosmological claims.
  19. Awakening to Reality, “I AM Experience/Glimpse/Recognition vs I AM Realization (Certainty of Being).” Distinguishes temporary experiences and glimpses of Presence from doubtless I AMness realisation; cited for the AtR interpretive framework, not to certify Robert Aho’s attainment.
  20. Spiritu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or the Afterlife.” An explicitly pro-survival, wide-ranging compilation linking to NDEs, deathbed experiences, apparitions, mediumship, and past-life case literature; its conclusions and speculative arguments are the author’s own. Recommended for further case discovery, not as a substitute for verifying underlying evidence.
  21. Majjhima Nikāya 36, Mahāsaccaka Sutta (The Longer Discourse to Saccaka), translated by Bhikkhu Sujato. The Buddha describes the fourth jhāna and then three successive knowledges: recollection of past lives, the passing away and rebirth of being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aints. A canonical Buddhist account, not a modern controlled experiment.
  22. Soh Wei Yu, “On ‘Supernatural Powers’ or Siddhis, and Past Lives,” Awakening to Reality. Includes Sim Pern Chong’s own description of a vividly remembered soldier scene, Soh’s accounts of Sim’s past-life recollections through samādhi and jhāna, and a citation of MN 36. First-person contemplative testimony; not independently verified historical identification.
  23. CNN, Anderson Cooper 360 / CNN Special Report interview segment featuring Anita Moorjani, December 23, 2014. Moorjani describes about 70% tumour shrinkage and removal of supportive tubes within four days. This is a later first-person interview, separate from Ko's review of hospital records described on printed p. 102 of her memoir.
  24. The Dalai Lama, “Rebirth, Recognition and Tradition” (2011), Office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Explains the dharmakāya as the enlightened mind of a Buddha and its emptiness, and the sambhogakāya as the Buddha’s enjoyment body. Used to distinguish the traditional meanings of the kāyas from Aho’s autobiographical terminology.
  25. Robert Aho, “Why Bodhicitta?” Timeless Luminosity. Aho’s own explanation of the light he calls the Source or dharmakāya, including his explicit warning against reifying that light as a “thing”. This clarifies his intention but does not independently establish the doctrinal status of his attainment.
  26. Anita Moorjani, “Dying to be me!” TEDxBayArea, TEDx Talks (published November 30, 2013). Moorjani’s own public retelling of feeling present wherever she directed attention and of sharing consciousness with others; supplementary first-person testimony alongside Dying to Be Me.
  27. Soh Wei Yu, “Reality, I AM, nondual, anatta, karmic constructs and mental proliferation: a conversation with John Tan,” Awakening to Reality (May 1, 2020). See John Tan’s exchange of April 24, 2020, especially his description of direct verification of I AMness and the feeling that this reality is “more real than real,” followed by discussion of the need to see through the background witness.
  28. Chögyal Namkhai Norbu, Dream Yoga and the Practice of Natural Light,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Michael Katz (Snow Lion Publications, 1992), “An Interview with Norbu Rinpoche,” p. 51, concerning the bardo of existence, its analogy with dreaming, an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of sevenfold clarity. Read the relevant text; publisher background. The statement describes a traditional teaching, not a measured scientific ratio.
  29. Anita Moorjani, Dying to Be Me: My Journey from Cancer, to Near Death, to True Healing, tenth-anniversary edition (Hay House, 2022), publisher description reproduced by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Reports more than one million copies sold worldwide in 45 languages at the time of that edition.
  30. Beyond the Brain 2026, speaker biography of Anita Moorjani. Explicitly attributes over two million copies worldwide and publication in more than 45 languages to Dying to Be Me itself, not to the author’s combined catalogue; the figure is from a 2026 speaker biography.
  31.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Antarābhava”; see also academic study of Saṅghabhadra and the intermediate state. Distinguishes broadly accepted Mahāyāna/Vajrayāna accounts from the mainstream Theravāda Abhidhamma rejection; historical and doctrinal generalizations allow for exceptions.
  32. 2005 discussion of intermediate existence, reproducing an earlier second-hand report of Ajahn Brahm’s acceptance of antarābhava. This is not a verbatim quotation from Ajahn Brahm.
  33. Circulated bilingual Q&A transcript attributed to Ajahn Brahm, discussing bardo and a ghost state. Recording provenance unverified; it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definitive evidence of his exact technical position.
  34. Ajahn Brahmavamso, “Bāhiya’s Teaching: In the Seen Is Just the Seen” (May 2005), especially “The Final Part of Bāhiya’s Teaching,” pp. 5–6. His own published account explicitly rejects an independent doer, knower or transcendent self behind sensory experience; no inference about independently verified attainment is required.
  35. Ajahn Brahm, “Reborn … Again!” (recorded 18 June 2004; remastered podcast publication 10 March 2024). Original recorded talk and AI-generated transcript; in the audience Q&A he explicitly affirms a period between rebirths and describes a temporary ghost-like, mind-made existence. Automated transcription may be imperfect.
  36. Ajahn Brahm, “Kamma and Rebirth” (recorded 24 May 2003; podcast release 17 June 2023). Original recorded talk and transcript; he describes immediate rebirth into a temporary ghost realm followed by a later rebirth. Distinguish this classification from a doctrinally identical Tibetan bardo.

Source note: This article distinguishes personal testimony, witness corroboration, clinical assessments, research findings, and Buddhist interpretation. Page references for Dying to Be Me refer to the printed 2012 English edition.